来源：重阳资产  文︱密斯特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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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先生的名言“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已经成为投资界的真理，每次市场大跌的时候，都会被拿来安抚人心。每个人听到这句话都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多数人在市场贪婪的时候依然贪婪，市场恐慌的时候依然恐慌。

知易行难的背后大体是因为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知”，因为真理表现出来时虽然只是一句话或一个公式，背后其实省去了许多深刻的科学或哲学推理。如果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就不是真正的“知”。

《寻找智慧——从达尔文到芒格》一书专门有一节讲人类的恐惧，看完之后就会知道恐惧是人类先祖留给我们的情绪遗产之一。在先祖们生活的丛林社会里，危机四伏，随时可以因为猛兽、毒蛇甚至人类自己的残杀失去性命。面对这些危险的时候，谁最快做出逃跑的反应谁便获得了生机。恐惧意识最强的人反应最快，于是他们存活了下来，也将这种情绪代代相传。这一进化史留下了生理学的证明。在我们大脑深处，和耳朵顶部平齐的地方，大脑颞叶内侧左右对称分布的两个形似杏仁的神经元聚集组织，叫做杏仁体。研究普遍认为，大脑杏仁体是恐惧记忆建立的神经中枢，帮助我们逃避危险。杏仁体反应速度快到只有12毫秒，比眨眼的速度还快25倍。它类似于人体的预警系统，激起我们对于危险的恐惧情绪，但也由于它的过度警觉，使得恐惧具有天然的放大倾向。研究还表明，仅仅目睹一场让人痛苦的事件就会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恐惧感，这种恐惧的程度甚至不亚于当事人。古罗马哲学家西尼加的观察极具洞察力，他说，“我们的恐惧常常大于危险本身”。

恐惧不仅会放大，还可以传染。人类的进化除了遵循自然选择的通道，同时也遵守社会选择的法则。在必须集体狩猎以确保生存的时代，个体的人如果得不到集体的认同甚至被集体驱逐，与面对毒蛇猛兽而丧失逃跑能力一样危险。这为我们留下了社会认同的心理倾向，也就是尽量表现的与别人一样。有一个有趣的心理学实验显示，如果某个人在电梯中背对着门站立，后面进去的人明知事情很怪，但也会采取同样的站姿。这一进化路径维护了我们在群体中的安全，却也使得我们将个人的理性和意志让位给了群体无意识，使我们成为古斯塔夫·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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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体人人都有，说明进化面前人人平等。进化史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好与不好的两面，能够对进化的遗产实行去粗取精的人是真正的高手。辩证法是这些高手共同的武器，他们都懂得物极必反，月盈而亏的道理。

“物极必反”出自《易经》，四个字道尽玄机。它告诉我们世上许多的二元对立其实是互相依存、互相包含又互相转化的，就如太极图的阴阳，形成一种“不朽的循环”。太阳和月亮遵守这个规则，“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太阳到了正午就要偏西，月亮圆了就会月缺。但是反过来说，月缺又总会再圆。所以，月亮总是在圆缺之间，永不定格。

自然与气象遵守这个规则。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狂风不会吹一早上，暴雨不会下一整天。爱默生则说：“终即始；黑夜之后必有黎明，大洋之下另有深渊”。

股票市场遵循这一规则。霍华德·马克斯将投资形容为钟摆，钟摆不可能永远朝向某个端点摆动，或永远停留在端点处。“能够肯定的事情之一是，极端市场行为会发生逆转……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事件都不是孤立的或偶然的。相反，它们都是一定的循环模式的组成部分，是可以掌握并从中获利的。”

索罗斯说：“凡事总有盛极而衰的时候，大好之后便是大坏”。约翰·邓普顿则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半信半疑中成长，在憧憬中成熟，在希望中毁灭。” 

辩证法则其实已经为人们指明了行动的指引。中国古代人生大赢家、财神爷范蠡说“旱则资舟，涝则资车”，干旱的时候要开始建造船只，洪涝的时候倒是要准备车辆。

霍华德·马克斯说，投资最重要的是要有“钟摆意识”。

芒格说，反着想，总是反着想。

巴菲特说，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

其实辩证法背后依然是科学。回到恐惧的关键词，进化机制虽然赋予人恐惧的情绪，但是人受到生理条件的限制。杏仁体的反应再敏捷，恐惧的力量再强大，但是人的身体和神经系统有承受的极限。当恐惧达到极限，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开始消散的时候。

股票市场是由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是市场的一部分，你的恐惧或者乐观合成起来便是市场的涨跌。所以，股票投资长期看是称重器，它关乎经济的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短期看是投票器，关乎人们的预期。当市场预期恐惧已经过头，而基本面并没有实质性变差，机会的曙光便将重新来临。

这样的案例有许多。与今天新冠疫情最可对比的是2003年SARS危机，当资本市场看到了SARS病毒被遏制的苗头，此前一片惨淡的恒生指数从2003年4月的最低8331点快速反弹到2004年3月的14，058点高峰，上涨幅度近50%。

往前看，1962年爆发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大幅下挫。此次危机在当年11月以苏联撤走了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和飞机为标志宣告结束。然而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却在当时气氛最紧张，战事一触即发的十月份开始反弹，从1962年10月23日的53点，一路上涨到了1966年初的最高94点，涨幅77%。

可见，恐慌也很善于“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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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困居家中，翻阅贾雷德·戴蒙德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发现病菌曾经极大地改写历史。

1519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率领600人去征服有好几百万人口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为西班牙人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是天花。1520年，天花随着一个受到感染的来自西班牙属地古巴的奴隶到达墨西哥。此后的天花大流行杀死了阿兹特克近一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科皇帝。

事实上整个美洲新大陆印第安人原住民的减少也主要因为病菌，在哥伦布来到新大陆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伤寒、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肺结核、黄热病等等。

提起欧洲中世纪的鼠疫，更是让人胆寒。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要知道被称为人类浩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比例也只是5%！

可见，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病菌交战的历史。农耕代替游牧以及此后城市化、全球化的发生使得人类具备了大规模聚集的能力，便利了商品流通和人员交往，同时也使得病菌获得了致命扩散的翅膀。

看完历史，不由感慨，其实人的一生甚至整部人类史又何尝不是一场投资，在不确定性中努力寻找并奋力开拓尽量确定的生存空间。

如今人类已经消灭了绝大多数导致大规模死亡的致命病菌，不由感慨人类逆行的勇气。这样的勇气当下正体现在狙击武汉“新冠”疫情的战役当中，体现在每个医生、护士、每个志愿者的行动里，也体现在各行各业坚持生产的每个个体中。

所以，知易行难除了需要获得真知，还需要行动的勇气。面对危机，我们应当保持恐惧的本能，应当采取科学卫生的生活方式，但我们也不需要自乱阵脚，惊慌失措。

回到投资，如果因为恐惧废弃了我们的勇气，错过的可能是最好的机会。彼得·林奇说过：“在过去70多年历史上发生的40次股市大跌中，即使其中39次我提前预测到，而且在大跌前卖掉了所有的股票，我最后也会后悔万分的。因为即使是跌幅最大的那次股灾，股价最终也涨回来了，而且涨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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