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阿赫玛托娃的诗中，可以看出她为他们的会面涂上了一层神秘的、具有历史意义和情色意味的色彩。而伯林却为更普通平凡的需要所苦，他在那里已经待了六个小时，想去洗手间，可是又担心这样会破坏了如此迷人的气氛，所以就没敢动，吸得瑞士小雪茄的烟头一闪一闪。”

这是出自张新颖新书《不任性的灵魂》的片段，文章为《俄国之恋：以赛亚·伯林与安娜·阿赫玛托娃》。一位是举世闻名的英国哲学家与政治思想家，一位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两位年龄相差二十岁的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三十六岁，阿赫玛托娃五十六岁——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份的下午开始见面，所在地是阿赫玛托娃的家——喷泉宫的一间看得见庭院的房间。房间很是简陋，“连窗帘都没有挂，只有一张小桌子，三四把椅子，一个沙发，火炉上方是一张阿赫玛托娃的画像”，仿佛专门是为会面准备的房间。两人的会面从下午开始，“落座后的谈话显得正式、拘谨”。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两人的会面被突如其来的闯入者打断。首相丘吉尔的儿子兰道夫·丘吉尔因语言不通，来找伯林，希望能得到一些翻译上的帮助。花了数小时后，伯林重新回到喷泉宫，不料一位知识女性正在“守株待兔”。她向伯林询问英国大学的相关事宜。待一切琐碎事物都处理完毕，女人离开，业已深夜。两人这才“她坐一个角落，他在另一个角落”，如同老友一般，交谈起来。移居国外、身上所背负的文化使命、俄罗斯文学，以及过往的爱情……两人无所不谈。佐助谈兴的，仅仅是“一盘煮熟的马铃薯”，这是阿赫玛托娃“唯一可吃的东西”。充满激情的彻夜长谈，等伯林与阿赫玛托娃告别时，已经是上午十一点钟。

以赛亚·伯林

之所以引用开头的片段，完全是伯林的“更普通平凡的需要所苦”勾起我不愉快的回忆。大约是十五六年前，我坐跨省长途大巴回家，由于缺乏经验，入座后因吃薯片等咸口零食导致喝了大量的矿泉水。汽车未行驶多久，我便为“普通平凡的需要所苦”，迫切地盼望着休息站的到来。

“普通平凡的需要”，是构筑日常生活的肌理。由于太不起眼了，常常被人认为是理所当然，进而被人所忽视。在高速行驶的客车中，普通平凡的洗手间成为了特别的需求。在一般的社会里，认识新朋友后，一起聊聊天，是极为正常的事，是“普通平凡的需要”。而伯林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却显得极为庄重，富有历史感。尤其是阿赫玛托娃，“为他们的会面涂上了一层神秘的、具有历史意义和情色意味的色彩”。阿赫玛托娃为这次会面赋予任何庄严、郑重的色彩都不为过……换言之，会面原该是“普通平凡的需要”，此时已然成为了弥足珍贵的特别需求。它不再构建日常生活的肌理，不再是理所当然……

阿赫玛托娃即使再乐观，想必也为此次会面做了最坏的打算。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会为这次彻夜长谈赋予多重且厚重的意义。伯林之所以为“普通平凡的需要所苦”，自然是有对诗人阿赫玛托娃尊重的因素在（应该是绝大部分），但应该也有更为隐秘的心理动机。伯林虽出生于俄罗斯，俄语娴熟、地道，但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英国生活，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也给了他更多的保障。日常生活之中，许多“普通而平凡的需要”，并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困扰。比如，他躲开秘密警察，前去与营养学教授列奥见面。“可是当伯林说一个大学教授的生活不应该这样坏时，列奥开口问道：‘你去过佛罗伦萨吗？你去过威尼斯吗？’伯林点点头，列奥则以辛辣的口吻说道：我们也想去那里。”

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靠着“普通平凡的需要”活着。然而，在所谓的历史大趋势之下，个人又是极其脆弱与无助的（何止个人，连家族都是），无法掌控未来与自我的命运。因而，无常生焉。在《T.S.艾略特与中国几代人》一文中，张新颖介绍了艾略特诗歌在中国的接受史与翻译史。徐志摩、卞之琳、赵萝蕤、孙大雨、穆旦、夏济安、裘小龙等诗人与翻译家为翻译、推广艾略特所做的贡献，以及艾略特对中国新诗所产生的影响。“西方现代诗击中了这群青年人在动荡混乱的现实中所感受的切肤之痛，并且磨砺着他们对于当下现实的敏感，启发着他们把压抑着、郁积着的现实感受充分、深刻地表达出来。”

赵萝蕤

其中，发生于赵萝蕤翻译艾略特之事，令我心生戚戚。从一九三五年试译《荒原》的第一节开始，赵萝蕤在此后十余年里，一直做着与之相关的工作，即使是在战乱中，亦未停歇。赵萝蕤翻译《荒原》，除了推介艾略特之外，也被诗歌所蕴含的精神鼓舞。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晚，艾略特与赵萝蕤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其间，艾略特送给赵萝蕤两张签名照片以及《1909—1935诗歌集》《四个四重奏》两本书。晚餐后，艾略特为赵萝蕤朗诵了《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并希望她翻译这首诗。这是作家与读者的相遇，也是原作者对译者的认可。这次短暂的相遇，是赵萝蕤记忆深处的一抹温柔的亮光。那时的赵萝蕤肯定会计划着如何尽善尽美地翻译《四个四重奏》。然而，接下来的岁月却是，“赵萝蕤也不能预测的是，她‘此后度过了忙碌的与艾略特的世界毫不相干的三十多年的时光’。”轻飘飘的一句话，有着千钧的分量与厚重的历史沧桑。外部世界的疾风骤雨最终还是蛮横地扫荡而入，摧毁了坚固而井然的精神世界。“普通平凡的需要”成为奢侈品，甚至是违禁品，怎么不令人感伤落泪？

二

何谓“不任性的灵魂”？简而言之，是克制的、谦逊的、中性的、平静的自我。

不任性的背面是任性。任性是不受人欢迎的品格，没有人喜欢跟喜怒无常、情绪多变的人交往。由此观之，“不任性”也只是个人的基本要求，似乎不值得大书特书。其实，在外部环境激烈变化的潮流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个体拥有“不任性的灵魂”实质上是件无比任性的事。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会陷入名利与欲望的漩涡，都会在左右摇摆的运动中迷失。为了换取利益，我们乐意向魔鬼出卖灵魂，直至坠入无底深渊。

在《不任性的灵魂》中，张新颖以约瑟夫·布罗茨基与奥登的相遇为导线——“取悦一个影子”——阐释了何为“不任性的灵魂”。不过，文章主要所说的，“还不是布罗茨基眼中的奥登”，而是奥登眼中的歌德。布罗茨基理解奥登，奥登理解歌德，后辈追随着前辈的光影，往前奋进。其目的并非是超越——“如果可能，成为一个大西洋的小歌德”（奥登的愿望）——亦非真的成为谁的影子，而是在追随的过程中，丰盈与充沛自我，锻造“伟大的心灵”。

歌德以《少年维特的烦恼》赢得大名后，人生陷入了危机。他选择度过危机的方法，并没有任性地、充满激情地摧毁日常，而是“选择到魏玛宫廷里做公务员”。古往今来，无论中外，天才都是有任性的豁免权的。天才用任性的自我去破坏与摧毁某些习以为常的价值与秩序时，我们往往会投之宽容，甚至是怂恿与鼓励的微笑。公务员的工作，是琐碎的，甚至是无聊的。公务员将精力放置在文山会海中，放置在平衡各方利益上。优秀的公务员，必然是谨小慎微的、和光同尘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生存下来。 在公务员这份职业上，歌德“此后不断升职，成为重要的大臣”。歌德仍是历史罕见的天才，但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却把自己放置在凡人的位置上。他是芸芸众生的一员，而非在上空俯视的天才。由是，“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情绪、感情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学会克制，也即意味着学习把它放置在适当的位置上，放置到众多的人事之中，放到世界之中。这个时候，才可能看到世界。”

康德起床、喝咖啡、写作、讲课、散步都有固定的时间。当康德出现在公园的小路上时，附近的居民便知道是下午三点半。一年四季，风雨无阻。这个故事之所以迷人，其魅力并不是来源于康德如同时钟一般的规律，而是视觉化了内心秩序俨然之人的生活。换言之，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拥有稳固的内心秩序之人是如何生活的。“普通平凡的需要”不再是简单的生存需要，而是与精神生活高度契合。从这个角度，再回过头来看阿赫玛托娃与伯林的会面，便能知道诗人的“普通平凡的需要”与精神世界是背道而驰的。

其实，《不任性的灵魂》一书的内在精神，是与《沈从文的后半生》一脉相承的：当外部世界分崩离析时，我们应当如何重建内心的秩序？个体在时代潮流中，如何保持清醒、独立的自我？我们的精神世界，如何抵御外部世界的疾风骤雨？张新颖信任阅读的力量，信任伟大心灵与作品的价值，“如果一个人想用很小的空间，来最大限度地容纳悠久的人类精神的历史，他有一个比屋子更好的放书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精神和心灵空间。”“因为读书，一个人的心灵空间开始扩大，但是不要指望一下子就扩得很大，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走一步，都会带来不同的感受，每达到一个目标，都会处在不同的境界。”（《读书这么好的事》，张新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8）

顺便说一句，在小引中，张新颖谈起本书的诞生，乃是编辑李伟长某次深夜用宾馆的信笺，“凭记忆写下我的一些文章，排列成一本书的目录，拍照发给我。”此间的情谊，超越了普通编辑与作家。而李伟长的随笔集《未被摧毁的生活》，书名则来自张新颖的短诗《清单》。其封面图片是《炸弹下的图书馆》，男子站在废墟中，双手插兜，腰杆挺直，望着眼前的图书馆。市民们站在废墟中阅读书籍。那是为数不多没被炸弹摧毁的建筑物。照片拍摄于1941年，其时二战激战正酣，伦敦遭到德国空军的空袭。两本随笔集之间的内在精神，有仿佛之处，便是信任阅读的力量。拥有图书，便能在废墟中重建内心的秩序，修复精神世界，重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