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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拿什么留住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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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花花所在的工厂中

2022年4月28日,浙江省金华市一家工厂,崭新的电动车检测下线。视觉中国供图

作者|杜佳冰

编辑|秦珍子

21岁的山西姑娘简花花第一次出省,是奔向一份“高薪”。

她坐在流水线旁,将点状的胶和条状的胶粘在一块背板上,粘完近280块,可得到日薪297元。

一个月后,简花花放弃了这份工作,回到校园继续学业。她说,自己可能不会再回工厂了。

这不是一个年轻人的选择。面对制造业的招工困难,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中,全国人大代表张兴海“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的建议登上某社交平台的话题热搜榜,引发了4.5万次讨论——多数参与的网友表示反对。

队伍

那是一顶亮黄色的厂帽,“超级亮”。

简花花每天戴这顶帽子超过11个小时。为此,她得把披肩发扎成“丸子”,塞进帽子里。早上7点她汇入宿舍区排队的人流,等待厂车运送他们进入工厂。身高1.56米的简花花站在长长的队伍中,感觉自己快被淹没。

这家工厂生产音箱,简花花将自己的活儿称为“贴面条”和“点豆豆”,用10分钟就能学会。事实上,任何一个满足招工条件——18-50岁、四肢健全、手指没有残缺、认识26个英文字母的人,都能掌握。工人只需要“像一部机器一样,一直做,一直做”。

简花花有个漂亮工友,“高级脸、长睫毛大眼睛、脸好光滑”,也戴着那顶黄帽子,但每天都化妆。简花花知道她是1999年出生,在这里工作了3年。“她怎么会待那么久,太无聊了,像要在那个地方静静枯萎。”

为防止零件丢失,工厂要求工人下班后排队过安检。女士穿着的内衣,有些使用金属搭扣,会触发报警。最初, 简花花听一位大姐建议,反手捂住后背两块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报警器还是响了。

她站到一边,尴尬地等所有人走过去。女安检员又扫了她一遍,警报又响了。这种情形显然并不独特,简花花刚想解释,女安检员便说:“走吧,下次换没金属的内衣。”

18岁的河南人陈奇,已经四进四出同一家生产电脑内存条的工厂。他装卸过货物,清点过产品,目的只有一个,赚钱。

在换上4XL码的工服和45码的静电鞋之前,这位身高1.98米的年轻人差不多每天有两个小时穿着球衣。他的爱好和梦想都是打篮球,但家里经济拮据,需要他打工补贴。

坐在车间里,陈奇的身高并不醒目,他的主要工作是清点刚生产出的内存条,将数字登入电脑系统。

流水线上,产品数量是时间的尺度。简花花会抓住每一次上厕所的机会,在路过“技术工位”时凑近电脑屏幕,看看几点了。她常为此感到失落,“以为已经过了两小时,没想到才过20分钟”。

有时她走出厂区,天已经黑了。有时她看到地面是湿的,才意识到白天下过雨。

厂房有足球场大,却没有一扇窗户。工人吃饭和工作在同一栋楼里,早上进去,晚上出来。厂里的灯光从早亮到晚,外面的晴雨昼夜,里面很难感知。

“进去一趟,出来一趟,突然就结束了。”简花花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完成了限定的工作量,却又好像什么也没干。“没什么意义。总觉得要有点收获,才算干了一件事。”

工人们在厂区内的公共区域休息。受访者供图

得失

说起来,简花花也没期待在厂里学到什么,只想挣点钱,拿去学车。她曾和父亲提过考驾照,但“他说女孩子不需要学开车”。

简花花的哥哥读大二时就不再花家里的钱,她也到了这个年纪。父母疼爱成绩好的哥哥,她就想努力读书;父母夸奖经济独立的哥哥,她也在假期去打工。

陈奇的理由更直接。他4岁父母离异,跟着母亲生活。如今60多岁的母亲患有肝硬化,每月的药费就得2000多元。家里要还债、还房贷,陈奇觉得自己需要负担。

面对这样的现实,陈奇已经顾不上篮球梦。需要钱,就去工厂里打工。他只在睡不着的夜晚,悄悄幻想,自己忽然被球探或职业教练发现。

生活中,发现他的人是一家电子厂的经理。他在厂房里注意到这个大个子男孩,让他参加厂里的篮球赛。后来,陈奇帮厂区战胜了7支球队,赢得总冠军,但他不是场上的“MVP(最具价值球员)”。

因为在赛场上,陈奇把所有可以自己投的球,都传给了“领导”,理由是“以后请假容易一点”。

他喜欢已故篮球明星科比“对胜利的偏执”,认为那是竞技体育最大的魅力。但他更想拥有老员工才有的请假权利,通常情况下,作为短期工,他请假只能算旷工,“拿不到当天的工资,还要再扣两百元钱”。

16岁第一次进厂,陈奇就知道这套法则管用。他买了两条70元的本地香烟,带给厂里管人事分配的“老乡”,得到了一份相对清闲的工作。没有噪音,没有刺鼻气味,不用整日把手泡在水里,也不需要紧跟流水线的节奏。12小时的工作中,六成的时间是空闲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离开。

他能处理好人际关系,能设法减轻工作量,但在他看来,自己最大限度的这些努力,也仅仅是在“混日子”。

“长时间做一样的事,每天生活也一样。时间久了,只想混日子、领工钱,混日子、领工钱。”陈奇感到沮丧,看不到未来。

在他看来,“钱”是像他一样的流水线普工忍受现状的理由。在厂里,几乎没人是为了追求“发展”。陈奇看到,大多数年轻人干几个月就会离开,把工资换成手机、鞋子、电脑、电动车……

在做流水线女工一个月的时间里,简花花曾被调配到7个岗位上,理线、搬箱子、贴胶布、测音质等。其中“门槛”最高的岗位,半个小时就能胜任。但这些工序是为了什么、下一步又是什么,简花花从来没弄明白过。没人告诉她一部音箱是怎样组装起来的,直到她离开工厂那天也不知道。

陈奇所在的工厂内景一角。受访者供图

历程

陈奇对其所在工厂的感受是,流水线经过研发工程师多次测试、细化、完善,普通工人既没有创新生产的能力,也没有创新进步的空间。

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曾指出,在流水线生产制的工厂里, “概念与执行”的分离是工厂控制劳动过程的指导原则。工人在这样的生产中“去技能化”, 变成“纯粹的机械动作的人”。陈奇“很少见过有谁把厂里的工作当成长期发展的事业”。

对这些00后厂工而言,70后汽车厂工人王钦峰和80后纺织女工王晓菲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可能很难复制。

1992年,16岁的王钦峰初中毕业,在山东潍坊一家乡镇汽车配件厂当学徒,跟老师傅学开机床。当时,只有厂长是机械专业的大学生,技术员和车间主任是高中学历,其他人是“一帮初中毕业的农村孩子”。

工作3年后,身边的同龄人陆续上了大学,王钦峰开始思考自己与这份体力劳动的未来:“到老了干不动怎么办?我想还是要学习的。”王钦峰看到技术员“脑子想什么结构和零部件,用手一画就出来了,就可以生产”,决定从机械制图开始学起。

在随后的20多年里,他与工厂一同成长。他参与设计并成功研发国内首台轮胎模专用电火花机床,又破解了电火花机床烧结的问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所在的汽车配件厂也转型成为有实力的现代化企业。

2003年,王晓菲18岁,从纺织技校毕业,进入山东德州一家棉纺织厂,成为一名细纱挡车工。当时她上8小时班,可以休息24小时。她的职责是“把粗纱纺织成细纱”,并及时接换在纺织过程中断头的线。

后来回忆时,王晓菲说自己是被一条横幅激发了事业心。它挂在厂区入口处醒目的位置,上面写着,“向全国劳动模范段月英同志学习”。

在王晓菲心里,段月英和自己有相似的起点,工种也一样。因为工作勤恳、技术熟练,参加操作技术比赛获了奖,成了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还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王晓菲想,自己或许也可以。

2007年,纺织厂改造纺织技术时,纱线的断头率增高,影响了工作效率。没有工程师解决技术迭代带来的“断头”问题,只能靠一线员工在生产中去调试——他们大多数都从纺织技校毕业,系统学习过棉纺织知识和机械原理。

王晓菲和同事试验后找到了新的接头方法,让纱线的断头率降低了近五成,设备的生产效率提高至95%。她因此成了那一年厂里的“功勋劳模”。后来,她又在全国技能比赛中拿了第一名,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现在,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企业的技能人才教练和高级技师。

王晓菲记得,2007年前后,她曾就读的纺织技校因缺乏生源而关停,“读大学的人多了,没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技校。”她说,从那时起,一线工人中技术工人的比例开始逐渐下滑,纺织厂不得不招聘更多普通工人。王晓菲粗略估计,近期,此前从未接触过纺织的普通员工已经占到企业一线工人的70%以上。为了尽快上手操作,他们只需要熟悉自己的操作流程,不会接受系统的棉纺织技术培训。这种境况,正是陈奇所熟悉的。

他所在的电子厂根据工人的累计工时进行职位评级。普通工人、代理组长、组长、资深组长、科长、经理……每升一个职级,每月加100元工资。一个普工要升到组长的位置,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最终能否胜任,要看其交际、管理的能力,与专业技术能力“关系不是很大”。科长是普通工人升职的“天花板”,据陈奇了解,“再往上就要卡学历了”“中专大专肯定是不行的”。

2019年第一次进厂之前,陈奇还在一所中专里“混日子”。从厂里出来后,他备考半年,到开封的一所大专学“工业分析”,就业方向是化工类成品质量检验。为了顺利实现“专升本”,他努力把成绩维持在专业前三名。未来他还想读个研究生。

陈奇下班后在厂区里看到的晚霞。受访者供图

寻路

今年2月,一条题为《为了告诫弟弟把书读好,00后女生体验真实进厂生活》的视频登上多个社交平台热门搜索榜单。“引以为傲的16岁,也不过是25元一小时买来的青春。”这位创作者在视频里奉劝弟弟:“努力工作赚钱并不丢人,可是读书之路,不能止步于此。”

在工厂里,简花花总能听到“好好学习”的忠告。“那些在厂里待得比较久的工人,都叫我不要去干简单、重复性的工作。他们很羡慕车间里带着电脑走来走去的人。”她说。

王晓菲记得,自己刚成为一名纺织女工时,社会评价体系中工人的身份是正面的、向上的。尽管车间总是湿热难耐,空气中布满棉尘,但对她而言,这依然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一些人找对象还专门到纺织厂去找。”她回忆。

近20年以后,简花花则觉得,去工厂打工,像是做了件不光彩的事。她没有把进厂的经历告诉任何朋友,只简单知会了家人。在工厂入职的信息表里,她填的学校名是假的。“我就是不想暴露太多真实信息。”她说,“感觉这和我们认为的那种体面的工作,差得比较远。”

惠州一家雨伞厂的老板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太低了”。这些年来他很少见到哪位工人成为社会楷模,“相反,骑手、快递员就经常上电视、被报道”。

为了让工人在工作中有获得感和成就感,今年3月,王晓菲动员下属分厂的负责人组织员工技能大赛。她想设立一些奖项和技能认定证书,期待“工人会因为自己的成绩得到认可而高兴”。

但她通过电话得到的答复是:“有这个必要吗?”

陈奇就觉得没有必要。“同样的工作,比谁做得快一些?”他所在的电子厂也有技能比赛,但“说实话,不给钱的话,就没人感兴趣”。陈奇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工作已经够累了,哪有时间去什么技工大赛”。

在陈奇看来,只有减少工时和提高待遇是真正有意义的“员工福利”。在这个层面上,举办拔河比赛、员工生日会、节日活动等,可能对“调动大家工作积极性”有帮助。

刘林平、郑广怀等学者曾在2010年针对珠三角和长三角4000多位工人的精神健康状况进行调查。他们研究发现,与白领、大学生等由情感、理想、前途等问题引发迷茫、抑郁、焦虑不同, 工人的精神健康问题主要是由劳动权益问题引起的——超时加班、工作环境有危害和强迫劳动会导致工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恶化。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流水线作业工人的工作满意感明显低于对照组的食堂饮食从业人员。

耶拿大学社会学博士生许辉认为,流水线工人缺乏在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场所的“结构性谈判力量”,因为低技能的作业性质使他们的可被替代性非常高。然而,“当工作的内容变成依赖工人的技术技能时, 管理人员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将会减弱, 转而需要建立相互信任与合作的关系”。

在简花花所在的工厂中,所有和音箱有关的物件,都得到最精心的呵护。它们会在每一道工序被“轻拿轻放”,不能破损,不能有划痕。物件需要保护时,工人会被配发手套;工人的双手需要保护时,就不一定有了。

在理线工序上,简花花需要把手伸进一个金属片密布的“大盒子”里去整理线路,手很容易被划破。她学其他工人,把白色的纸质胶布缠满手指和掌心,早班缠上,午饭前撕掉,吃完饭又缠上。

工厂设置了一道专门的流水线,用来检查每一个零部件的“健康状况”,一旦出现问题,立即向上一工序返工。

换人

许辉曾用两年时间对广州、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城市的“机器换人”变革进行调研。他认为,这是中国制造业日渐明晰的转型路径,“如果没有生产技术的革命性迭代与应用, 车间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反抗关系很难出现实质性的改善”。

从2014年起,东莞市政府设立专项资金,连续3年共出资6亿元支持企业实施“机器换人”。2019年1月,东莞市市长肖亚非对媒体表示,自“机器换人”实施以来,东莞累计减少用工28万人。

华南师范大学孙中伟团队针对广东省的调研显示,在200多家实施“机器换人”的样本企业中,平均每家减员96人,约占员工总数的9.58%。在这些被替换的工人中,有90.66%是普工。

研究表明, “机器换人”意味着大量重复性、过劳性、危险性的工作岗位被机器代替,但可能导致缺乏技能、受教育水平较低、年龄较大的工人被排挤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矛盾曾令许多研究者感到担忧。

有学者调研发现,广东省制造业一线的工作岗位易被替代的比例为54.24%,其中执行重复性手臂工作的岗位替代比例占近八成。

拥有一份糟糕的工作,和失去这份工作,哪一个是更坏的结果?陈奇的答案是后者。他看到很多因为生计长期留在厂里的中年工人。“他们会不清楚这份工作对自己有危害吗?但有什么办法,他们还是需要这份工作。”

多位研究者调研发现,情况或许没有想象中糟糕。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副教授黄瑜在近5年里采访了60多名工人,她发现,“大部分工人在‘机器换人’的应对上是非常消极和被动的”。

有一名工人表示,“危机不危机的,大家说白了对这个工厂也没有那种很强的归属感、把这儿当家的那种感觉。没了大不了再去别的地方,就这么回事儿。”黄瑜认为,“机器换人”虽然淘汰率高,但在目前“并没有造成大规模失业的现象”。

在孙中伟团队的调研对象中,只有27.61%的人担心因为机器换人而技术性失业,其他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觉得在服务业比较容易找到新工作。

与此同时,工厂也并没有在这场改革中变得更加轻松。以目前“机器换人”的水平来看,“用工荒”问题还无法得到解决。相关研究发现,尽管实施了“机器换人”,还是有33.48%的企业反映存在严重的缺工,仅有8.26%的企业已不存在“用工难”问题。

2021年4月,国家统计局针对9万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约44%的企业反映招工难是其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一比例创近年新高。在人社部公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最缺工”榜单中,有43%是制造业企业。根据2016年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或将达到2985.7万人,缺口率接近50%。

一位曾就职工厂的网友表示,“比招人更难的是留人,比工资收入更重要的是衣食住行、人性化管理等全方位的工作生活体验。”

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人正在流向第三产业。据央视报道,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美团研究院《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数据显示,有35.2%的骑手曾是工厂工人。

自由

去年夏天,陈奇刚满18岁,他离开工厂,成了一名外卖员。

回到学校后,他想为“专升本”补课班攒钱。他已经成年了,可以去送外卖。陈奇“比较享受”这份工作,尽管外卖“系统”对工作人员的控制已被诸多研究和报道证实,但他依然声称在这份工作中感到“自由”。

这种体验和现实的矛盾引起了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生唐晓琦的关注,她调研了19名同时具有工厂和零工两种不同工作经历的“00后”青年劳动者,发现这两种劳动体制分别拥有不同的社会时间概念,带来不同的时间感知。

一位受访者直言:“我做过很多工作,服务员、流水线工人、网管、便利店店员、外卖员、超市推销员等,但说实在的,最差的体验便是在工厂,管得很严,上班的时候还不能看手机,上班时间又长,真的很难熬,不如送外卖来的自在。”

唐晓琦发现,工厂经历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工业时间记忆”:一是工作时间长,没空做自己的事情;二是感觉时间过得慢,工作就是在无聊地熬;三是常常需要上夜班,带来极大的身体疲劳感。在这种传统工厂体制中,劳动时间是一种规范化的强制性存在,不断被延长、挤压。管理者掌握着时间控制的话语权。

相较而言,送外卖至少拥有劳动时间的自主支配权。周内有课时,陈奇会在晚饭后开始跑外卖,一直到半夜12点。周末,他会腾出至少两个小时打球,再安排送外卖的工作。如果觉得疲惫,干脆就在房间里打一下午游戏。

除了能够掌控工作时间,陈奇也可以选择某一单跑或不跑。为了保障交通安全,他一般不会接太多单。唐晓琦认为,“即使工作时间很长,需要加班,对劳动者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时间依然‘掌控’在自己手里,是自主选择的结果”。

在这份工作中,没有人对骑手或外卖员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做出规定。陈奇喜欢听着音乐、骑车飞驰的感觉,自由、轻松,“还能看看风景”。如果单子不急,他会听华语歌,要是接到了急单,时间允许的话,他会切换成英文说唱,再开始急驰。

外卖员可以携带手机,除了像陈奇一样听音乐,也有人会在等单时玩一玩,缓解送餐的紧张和疲惫。唐晓琦认为,在这种工作体制下,“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在某种程度上重合了”,即使依然有准时送达、算法时间的挤压,但时间弹性空间的存在降低了某种强制性,也消解了劳动者对时间的抵抗。

这份工作打破了固定化的工作岗位和封闭的工作情景,“将劳动时间重新嵌入社会关系中,赋予了劳动及劳动时间新的社交意义”。唐晓琦认为,这是“天然反社交”的流水线劳动所不具备的。

然而,陈奇觉得,“社交”属性有时候让送外卖“尊严感更低”。在他看来,自己很难有“反驳”的权利。“我把餐送到了,还会要求我做义务之外的事情,比如倒垃圾、甚至还要垃圾分类。我没办法拒绝,因为他一旦投诉,我这一单就相当于白跑,而且还会有一些更差的影响。在厂里组长刁难我的时候,我还可以反驳几句。”

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他当下能拥有的“最喜欢”的一份工作。他清楚这份工作的便利,也懂得它的局限。“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送外卖与进工厂差别不大。两项工作都是门槛特别低。跑外卖只要有个地图导航,谁都能跑。换掉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陈奇说。

“虽然快递小哥不会越老越值钱,但至少不会越老越不值钱。”一位网友结合自身的经历表示,在流水线上,随着年龄增长,不仅技术经验无法得到积累,长期加班与日夜颠倒的作息还会伤害健康。

比起流水线,陈奇觉得不如去工地。“跟着修房子的水泥师傅还能学一些技术,起码未来有些保障。”

他开始在职业规划中考虑“安全感”,认为这份安全感首先来自“一技之长”。陈奇的设想是,拥有一份专业性强的、做得久的、不容易被人替换的工作。

“工作”这个词在简花花的脑海中也开始变得具体,具体到上班时间、工作内容、工作体验。最重要的,“要有变化”,不要机械的重复劳动。

简花花对一份体面工作的想象是“格子间”。她从电视剧里看到,角色总是穿着精致,在高大的写字楼和格子间里穿梭——很少有热播国产剧的主人公是在流水线上工作。

当厂工一个月后,简花花看到了那条姐姐劝弟弟不进工厂、好好学习的视频。她正在生理期,小腹胀痛,在上夜班之前有些烦躁地在视频评论区写下:“很压抑,没有时间观念。有一次去别的线支援,偶然从厕所的窗户看到了落日,才猛然间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太阳了。”随后,超过3万人给她的这条留言点了赞。

辞职回家的路上,简花花一直在睡。她在去火车站的地铁里打盹,在上海到太原的硬座车厢里睡,又在太原转晋中的铁路候车厅里睡,醒来时车都开走了。她又重新买了张票,上了车,接着睡。

她想起在大学里,期末备考月每天复习到凌晨两三点,“也没有觉得这么累”。

(应采访对象要求,简花花、陈奇均为化名)

- END -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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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2-05-03 22: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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