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桂泽发

　　20年前，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中国叩开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大门，一条崭新的经济全球化之路就此打开。入世20年来，在机遇与挑战、竞争与合作的碰撞交融中，中国经济实现飞速发展，各行各业市场活力被显著激发，财富管理行业也得益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乘着对外开放战略的政策东风，获得了长足发展。随着中国居民收入和财富快速增长，财富管理市场深度转型和持续改善，行业进入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遇期，为助力共同富裕目标提供金融支撑。

　　（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入世以来经济实现了长期快速增长，国内居民财富加速积累。据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发布的《2021全球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全球居民财富达418.3万亿美元，其中中国财富规模为74.9万亿美元，占比达17.9%，高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掌握全球财富的国家，充分凸显了中国财富实力。居民财富迅速增长的背后，是加入WTO以来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深度转型和持续改善。

　　（一）金融开放助力富裕人群实现创富和增富目标。

　　中国的雁阵形经济布局，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使得各地居民享受金融开放政策红利效果不同，财富分布格局出现新的变化。京沪粤三地高净值人群数量均超过了10万人，高净值人群持有的财富占比均超过10%，合计占比达到42%。金融业对外开放过程中引进、吸收、创新了很多新的产品和财富管理模式，培养了客户多元资产配置意识，财富构成更加丰富，非金融资产占比明显下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显示，中国财富存量由2000年的不到39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675.5万亿元，社会净财富的复合年均增速为16.2%，非金融资产占比降至47.3%。

　　（二）金融开放不断改善财富管理市场生态。

　　一方面，金融市场逐步开放让更多海外机构进入，既包括贝莱德、黑石、桥水等知名资管机构，也包括主要从事财富管理服务的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等。海外机构的进入有利于加快引进先进服务理念、经营方式和优秀人才，提升财富管理市场竞争效率，便利投资者跨境资产配置和各类服务采购。另一方面，居民资产配置全球化需求不断增强，对于海外优良产品服务的需求提高，包括购买海外保险、设立离岸信托、海外留学教育等，加速了海外财富管理产品服务的引进。我国财富管理产品服务和机构也不断“走出去”，在全球金融中心城市设立网点，以满足全球华人的相关产品服务需求和吸引国外不同财富水平的人群投资中国。中资金融机构海外业务占比也在不断提升，国际化布局越来越广。最新《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中国有10家银行进入榜单，11家中国保险公司上榜。

　　截至2021年上半年，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41家外资法人银行、115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39家代表处，营业性机构总数达930家，外资银行总资产3.73万亿元。境外保险机构在华共设立66家外资保险机构、85家代表处和17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1.94万亿元。证监会于2020年全面放开证券、期货和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外资机构在经营范围和监管要求上均实现国民待遇，诸多国际知名机构加快了在华投资展业步伐。2021年以来，新增设立摩根大通、高盛（中国）两家外资全资证券公司，富达、路博迈两家全资基金管理公司。目前已有8家外商控股证券公司和3家外商独资基金管理公司、1家外商独资期货公司获准设立，其中部分已正式开展业务。

　　（二）

　　财富管理行业入世20年来的积极变化，可从多角度进行归纳和分析。我在《中国银行业财富管理之路：入世以来银行财富管理“三步曲”》一书中，将财富金融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银行业通过引资、上市助力自身改革创新，主动迎接入世后来自外资机构竞争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夯实基础、持续精进，推动财富管理业务快速发展，为助力共同富裕目标达成提供金融支撑。

　　（一）在促进共同富裕背景下财富金融发展进入“快车道”。

　　2020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262万人，呈加速态势，2020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共持有84万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2020年银行理财市场规模达到25.9万亿元，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9932.5亿元，保险保费收入超过4.5万亿元。监管政策加紧对消费信贷、信托的管控以及加强对变相绕道投向房地产的限制，信托业务由融资类向投资型加速转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数量与规模保持增长态势，进一步向头部集中。金融开放不断扩大，外资机构以合资、独资等方式先后加入。财富金融供需两旺，新的财富管理模式带动新的产品和服务，借助新的渠道和作业范式注入市场、加入竞争。监管与时俱进、创新手段和方法，为财管创新保驾护航。财富金融迈上新台阶，进入快速发展通道，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支撑保障作用正逐步显现。

　　（二）财富管理行业在提速发展过程中，自身呈现的跨涉性日益突出。

　　一是财富金融代际跨涉性日益突出。高净值人群结构更加多元，互联网、新能源等新经济新行业发展加快，股权增值效应助推新富人群崛起。创富一代企业家占比缩减至25%，董监高、职业经理人、专业人士等人群占比升至43%。年轻群体创富速率加快，40岁以下高净值人群占40%，成为中坚力量。这要求银行等财管机构持续增强客户服务的包容性，协调好不同代际间客户目标矛盾和需求冲突，细化制订衔接性好、包容性强的综合性财富管理方案，以适应财富金融代际跨涉趋势和要求。

　　二是财富金融需求跨涉性日益突出。高净值客户财管需求由过去重在财富创造和增长，渐渐转移到财富守护和转移。如何传承财富是很多人面临的需求痛点。财管需求跨涉性使得财富配置需求综合化、多元化程度加深，既要关注个人需求，也要关注家庭、企业和社会需求，资产类别从传统不动产逐步向多元资产类型和综合服务需求转变。财管服务重心的跨涉性发展，需要在业务范围、服务方式、产品创设、渠道服务等多个方面作出相应调整和服务承接。

　　三是财富金融渠道跨涉性日益突出。银行等机构服务渠道从实体网点转向网络化、移动化、智能化服务终端，八成以上财管需求和业务量都是在手机银行等移动终端完成，同时其社会责任与服务使命对服务的适老性、普惠性等提出更高要求。新旧渠道并行、线上线下一体，对财富金融销售服务渠道管理和风控合规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是财富金融范式跨涉性日益突出。体现在服务的标准化与订制化并行、指令性与委托性兼顾、交易型与顾问性结合、个人型与家族型统筹、金融与非金融叠加等。调研表明，高净值客户家庭需求占比达六成，其后分别是企业和社会需求，分别约占三成和一成。近六成的人希望使用“人为轴心、数字化支撑”的混合服务模型，服务跨涉性体现了金融创新的持续演化，也体现了不同机构在财富金融领域争夺的激烈性。

　　（三）

　　资管新规的监管原则包括统一标准、行为监管、穿透监管、综合统计以及新老划断，将重塑整个财富管理行业的金融生态和竞争格局，激励财富管理机构加快转型升级。具体而言，一是有助于促进财富管理行业统一标准、打破刚兑、加快产品净值化转型，防范和化解潜在金融风险；二是有助于推动财富管理行业回归本源，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开创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新局面；三是有助于财富管理机构努力提升产品设计能力，打造以大类资产配置为核心的投研体系，建立多渠道、多层级立体化的营销体系，推进金融科技赋能。

　　从2018年4月资管新规印发至今已三年多，财管机构资产质量有了较大提升。一是通道业务持续下降。银行理财、信托、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等行业规模均在过去三年大幅下降，而保险资管、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受资管新规冲击较小的子行业均取得高速增长。二是刚兑预期被打破。保本理财产品压降幅度达到了90%，净值型理财产品大幅提高，从10%提高到60%以上。三是投资杠杆率降低。银行理财产品穿透后的杠杆率和穿透前后的差距均收窄了2个百分点。四是影子银行规模一压再压。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表示：“中国治理影子银行风险的成绩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认可，并获得国际评级机构和国内主流业界机构的正面评价。”

　　从未来行业发展方面来看，财富管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资管新规将利好产品净值化运作经验丰富的公募基金；券商将倒逼向主动管理转型并发挥综合平台优势；各类商业银行将在资管新规作用下扬长避短、脱颖而出。各类财管机构将客户资产保值增值作为使命和核心价值，改变以往创新能力偏弱，大类资产配置种类相对单一的格局，同时积极引入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金融科技，不断增强自身能力。

　　（四）

　　自2002年放开市场准入、允许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设立以来，外资股比限制不断放宽，从开放之初的33%到2005年的49%，再到2017年的51%，合资公募推动行业规模快速成长、结构不断完善。2020年初，证监会提前一年取消公募基金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外资机构在经营范围和监管要求上均实现国民待遇。截至2021年8月末，44家合资公募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11.39万亿元，占到全行业规模的47.4%。合资公募积极服务长期投资、价值投资，8家合资公募获得基本养老、社保基金、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资格。贝莱德、富达等全球知名资产管理公司相继获批。

　　外资私募政策也吸引了很多境外基金管理机构进入中国。近五年来，外资私募丰富了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类型，在资产管理模式、投资理念、投资策略和合规风控等方面引进了外资经验，大胆尝试探索。截至2021年三季末，35家登记的外资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有31家外资私募选择落户上海，积极开展股票类、固定收益类、混合类、期货及衍生品及基金中的基金（FOF）等各类基金管理业务。外资财富管理机构凭借着全球资本市场多年的经验，在风险管理、收益管理上都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面对各国不同的监管机制，外资财富管理机构在合规性、风险控制上亦有着完善的体系，能够为财富管理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不难预见，外资财富管理机构在全新政策红利下，凭借其自身综合优势，势必为市场带来新的财富管理服务模式。

　　外资财富机构争相抢滩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在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也给中资机构带来了冲击和困扰。一是对于客户尤其是高净值客户和国际化程度高的客户的争夺将更为激烈；二是对于金融人才尤其是国际化、专业性强的青年财富管理高端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三是外资机构日益进入并深度参与业务竞争与合作，对于金融监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四是合资财管机构对于中外文化差异的包容磨合提出了新的挑战；五是风险防控与合规管理上也会带来新的冲突。

　　为此，金融机构要顺势而为，在开放过程中积极学习国外同业先进经验，通过相互学习交流，优化产品流程；在与外资机构竞争中准确定位，发挥比较优势；加强合作，发挥各自长处，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外资机构通过持股比例的提高，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参与管理的话语权，这也有利于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公司治理。随着对外开放进程不断深入，外资机构在我国不断发展，交易结构、业务模式将更加复杂，呈现出跨国别、跨市场、跨领域的特点。金融监管机构要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严防跨境资本异动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同时，还要注重学习借鉴国际监管经验，促进监管能力持续提升。

　　（五）

　　入世红利从广义上讲未来还会长期存在，只是与前20年相比，表现形式有很大不同。一是表现在广度上，如入世对于财富管理业的影响主要以银行业为主，未来对非银行财富管理机构的影响日益增加，涉及领域不断拓宽；二是表现在深度上，中外资机构在财富管理领域的合作，相对而言是较浅层次的，未来金融开放政策逐步落地，将从体制、机制上为中外财富机构深度合作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大舞台；三是表现在合作的双向性上，未来围绕财富管理“请进来”与“走出去”将双向循环、相得益彰；四是表现在合作重点的迁徙上，未来通过加大金融开放，促进中外资财管机构着力于模式创新和金融科技应用上共同研究和交互提升，从而激发合作的内生动力和潜能，实现财富管理行业始终在高质量、高水平、可持续的轨道上稳步行进。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交通银行私银中心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