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四年，大明开始征收矿税。自始至终反对的大臣数不胜数，让万历皇帝十分头疼。这个矿税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征收矿税原因：缺钱

　　明朝到了万历这里，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开始浮现出来了，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大明的财政收入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过相比于财政收入减少，富有远见的改革家张居正更担心的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剩余拥有土地的农民要承担更多的纳税任务，社会容易出现不安定的因素。于是张居正提出了“一条鞭法”将苛捐杂税归一，为农民减轻了不少负担。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农民负担是减少了，但大明的财政收入还是因为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而跟着一起减少。而且在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支出还往上涨了。

　　在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发生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众所周知大规模的战争是很烧钱的，更何况短短八年就来了三次。

　　而且万历皇帝还有点虚荣心，还想大修宫殿，换一个好点的住处，这无疑也是一个烧钱的大工程。

　　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数额都很巨大，而财政收入却在减少，所以万历皇帝一直想搞钱，才想起了征收矿税。

　　二、加税规律跟前人的历史经验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是因为历史局限，改革家们都没意识到拥有更多土地的地主阶级应该多纳税，所以还是得面对补财政窟窿的问题。张居正的新政实行了将近十年左右，叛逆的万历皇帝开始主政，马上就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补上这个窟窿——加税!

　　当然了，向农民加税是万历后期的事情，因为努尔哈赤崛起导致辽饷激增的缘故。最开始万历皇帝还没想过向可怜的农民加税，而是通过很古老的办法，增加税目种类。

　　张居正简化税制不到10年，万历就开始加税，还是陷入了税制改革的历史死循环。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尝试着“盐铁专卖”，为后面击溃匈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所以万历皇帝认为，大明那么多矿场，肯定有很多油水，这个可以搞一搞。

　　不过问题随之接踵而至，件件都很棘手。

　　三、朝野反对的理由

　　大部分都应该知道，反对加税，尤其反对矿税是东林党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东林党万历三十二年才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反对矿税的是其他派系与泛东林党人。这里的其他派系包括日后跟东林党敌对起来的浙党，比如他们的首领，内阁首辅沈一贯就是矿税的反对者之一。

　　而事实上，反矿税联盟各个派系都有，可以说是朝中的大部分官员主流意见。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士大夫阶层要维护他们这个阶层的利益。

　　甚至太监当中也有反对矿税的，因为他们大多来自贫苦人家，深知当朝廷征收矿税之后，矿主会因此削减矿工的报酬。这些矿工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挖矿还具有一定危险性，自然是不愿意看到加税而导致自己报酬削减的局面。

　　不管怎么样，朝野几乎一致反对，这让万历皇帝很头疼。但是大臣们又想不出新的筹钱的办法，这更加让万历皇帝憎恨反对的大臣们。尤其是那群不怕死的言官，经常因此顶撞他，都不知道多少人因此被贬官、杖击。处理一批，另外一批继续上来反对，如同韭菜一般割不完。

　　万历皇帝既委屈，又不甘心，心想既然大臣们都不配合，那我就派宦官去征收吧。但派去的宦官却借机牟利，横征暴敛，有时还私自开矿，一下子就激起了民变。

　　四、“遗诏闹剧”

　　万历三十年二月，万历皇帝突然生了重病，以为要死了，赶紧招来内阁首辅沈一贯交待后事。第一件事自然是太子朱常洛继位的事情，第二件事则是废除矿税的事情，第三件是停修大殿的事情，第四件是大赦天下，第五件事是恢复启用之前被他贬谪的官员。

　　可以说万历皇帝是“良心发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沈一贯以及太子、群臣都哭了，场面一度十分温馨感人。

　　岂料第二天万历皇帝的病情突然好转了，然后搞笑的一幕来了——万历皇帝后悔了!他要召回所有圣旨，包括昨天立下的“遗诏”!

　　不过大臣们的办事效率奇高，不到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发出了很多圣旨。万历皇帝从太监那里获得这个信息，马上急了，赶紧将沈一贯召来。

　　万历皇帝深知君无戏言，所以他承诺“遗诏”大部分内容都可以照办，但是唯独不可以废除矿税。

　　接着万历皇帝要沈一贯交出还没有发出去的废除矿税的圣旨，开始沈一贯很不乐意，但是使者一直磕头求他，都磕出血来了，他也不好意思，只好交还。

　　就这样万历三十年废除矿的遗诏闹剧，就这么结束了。

　　事后反对矿税的太监田义，甚至将沈一贯骂了一通，说如果他再坚持一会，圣旨发出去了矿税就废了。实际上不仅太监田义骂他，反矿税联盟的同僚们也因此很鄙视他。

　　五、制度设计是关键

　　汉武帝时期，反对“盐铁专卖”的大臣也非常多，那群人主要是“贤良文学”们。不过支持“盐铁专卖”的大臣也有一些，汉武帝并不孤单。这点跟万历皇帝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我们深思。

　　有的人觉得是汉武帝铁腕手段更厉害，所以阻力小;有的人则认为万历皇帝用人不当，所以被言官抓到把柄，失去了道德制高点;也有的人认为万历皇帝没有跟大臣们沟通好，所以不理解的人太多了。

　　我个人认为万历皇帝征收矿税是可行的，毕竟当时的人思想有历史局限性，能想到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只有那些。不过要先把制度设计好，作为改革家要懂得怎么给底下的大臣洗脑，拉拢一批支持者;然后还得注意用人问题，派反对的大臣进行监督，从而解决把柄这一环的问题;最后还需要注意循序渐进的问题，从一个地方开始试点，慢慢推广开来，逐步将税收成果以及安稳的局面呈现出来，这样才能真正地堵住所有反对者的嘴巴。

　　可惜的是叛逆的万历皇帝采取的是非常任性的办法，实施过程也不是很注意细节，始终没法获得大臣们的支持。从征收矿税的问题来看，万历皇帝对权术的掌控还是欠缺火候，也难怪党争问题会在他这一朝逐渐兴起，遗祸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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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二十四年，大明开始征收矿税。自始至终反对的大臣数不胜数，让万历皇帝十分头疼。这个矿税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征收矿税原因：缺钱

　　明朝到了万历这里，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开始浮现出来了，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大明的财政收入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过相比于财政收入减少，富有远见的改革家张居正更担心的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剩余拥有土地的农民要承担更多的纳税任务，社会容易出现不安定的因素。于是张居正提出了“一条鞭法”将苛捐杂税归一，为农民减轻了不少负担。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农民负担是减少了，但大明的财政收入还是因为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而跟着一起减少。而且在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支出还往上涨了。

　　在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发生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众所周知大规模的战争是很烧钱的，更何况短短八年就来了三次。

　　而且万历皇帝还有点虚荣心，还想大修宫殿，换一个好点的住处，这无疑也是一个烧钱的大工程。

　　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数额都很巨大，而财政收入却在减少，所以万历皇帝一直想搞钱，才想起了征收矿税。

　　二、加税规律跟前人的历史经验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是因为历史局限，改革家们都没意识到拥有更多土地的地主阶级应该多纳税，所以还是得面对补财政窟窿的问题。张居正的新政实行了将近十年左右，叛逆的万历皇帝开始主政，马上就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补上这个窟窿——加税!

　　当然了，向农民加税是万历后期的事情，因为努尔哈赤崛起导致辽饷激增的缘故。最开始万历皇帝还没想过向可怜的农民加税，而是通过很古老的办法，增加税目种类。

　　张居正简化税制不到10年，万历就开始加税，还是陷入了税制改革的历史死循环。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尝试着“盐铁专卖”，为后面击溃匈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所以万历皇帝认为，大明那么多矿场，肯定有很多油水，这个可以搞一搞。

　　不过问题随之接踵而至，件件都很棘手。

　　三、朝野反对的理由

　　大部分都应该知道，反对加税，尤其反对矿税是东林党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东林党万历三十二年才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反对矿税的是其他派系与泛东林党人。这里的其他派系包括日后跟东林党敌对起来的浙党，比如他们的首领，内阁首辅沈一贯就是矿税的反对者之一。

　　而事实上，反矿税联盟各个派系都有，可以说是朝中的大部分官员主流意见。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士大夫阶层要维护他们这个阶层的利益。

　　甚至太监当中也有反对矿税的，因为他们大多来自贫苦人家，深知当朝廷征收矿税之后，矿主会因此削减矿工的报酬。这些矿工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挖矿还具有一定危险性，自然是不愿意看到加税而导致自己报酬削减的局面。

　　不管怎么样，朝野几乎一致反对，这让万历皇帝很头疼。但是大臣们又想不出新的筹钱的办法，这更加让万历皇帝憎恨反对的大臣们。尤其是那群不怕死的言官，经常因此顶撞他，都不知道多少人因此被贬官、杖击。处理一批，另外一批继续上来反对，如同韭菜一般割不完。

　　万历皇帝既委屈，又不甘心，心想既然大臣们都不配合，那我就派宦官去征收吧。但派去的宦官却借机牟利，横征暴敛，有时还私自开矿，一下子就激起了民变。

　　四、“遗诏闹剧”

　　万历三十年二月，万历皇帝突然生了重病，以为要死了，赶紧招来内阁首辅沈一贯交待后事。第一件事自然是太子朱常洛继位的事情，第二件事则是废除矿税的事情，第三件是停修大殿的事情，第四件是大赦天下，第五件事是恢复启用之前被他贬谪的官员。

　　可以说万历皇帝是“良心发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沈一贯以及太子、群臣都哭了，场面一度十分温馨感人。

　　岂料第二天万历皇帝的病情突然好转了，然后搞笑的一幕来了——万历皇帝后悔了!他要召回所有圣旨，包括昨天立下的“遗诏”!

　　不过大臣们的办事效率奇高，不到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发出了很多圣旨。万历皇帝从太监那里获得这个信息，马上急了，赶紧将沈一贯召来。

　　万历皇帝深知君无戏言，所以他承诺“遗诏”大部分内容都可以照办，但是唯独不可以废除矿税。

　　接着万历皇帝要沈一贯交出还没有发出去的废除矿税的圣旨，开始沈一贯很不乐意，但是使者一直磕头求他，都磕出血来了，他也不好意思，只好交还。

　　就这样万历三十年废除矿的遗诏闹剧，就这么结束了。

　　事后反对矿税的太监田义，甚至将沈一贯骂了一通，说如果他再坚持一会，圣旨发出去了矿税就废了。实际上不仅太监田义骂他，反矿税联盟的同僚们也因此很鄙视他。

　　五、制度设计是关键

　　汉武帝时期，反对“盐铁专卖”的大臣也非常多，那群人主要是“贤良文学”们。不过支持“盐铁专卖”的大臣也有一些，汉武帝并不孤单。这点跟万历皇帝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我们深思。

　　有的人觉得是汉武帝铁腕手段更厉害，所以阻力小;有的人则认为万历皇帝用人不当，所以被言官抓到把柄，失去了道德制高点;也有的人认为万历皇帝没有跟大臣们沟通好，所以不理解的人太多了。

　　我个人认为万历皇帝征收矿税是可行的，毕竟当时的人思想有历史局限性，能想到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只有那些。不过要先把制度设计好，作为改革家要懂得怎么给底下的大臣洗脑，拉拢一批支持者;然后还得注意用人问题，派反对的大臣进行监督，从而解决把柄这一环的问题;最后还需要注意循序渐进的问题，从一个地方开始试点，慢慢推广开来，逐步将税收成果以及安稳的局面呈现出来，这样才能真正地堵住所有反对者的嘴巴。

　　可惜的是叛逆的万历皇帝采取的是非常任性的办法，实施过程也不是很注意细节，始终没法获得大臣们的支持。从征收矿税的问题来看，万历皇帝对权术的掌控还是欠缺火候，也难怪党争问题会在他这一朝逐渐兴起，遗祸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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