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昉

　　今天，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

　　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十年间人口增速为5.38%，年均增长0.53%，略低于上一个十年0.57%的平均增长率。这表明，人口增速已经放缓。

　　与此同时，我国的老龄化进程却在加速。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5%，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由此看出，我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在近期召开的2021·金融四十人年会暨专题研讨会“新发展阶段：开局和展望”上，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预测，在2025年前后，中国会出现总人口峰值，这是老龄化的第二个转折点。

　　作为长期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蔡昉指出，下一次的总人口峰值前后，我国经济将会遭遇严重的需求侧冲击。部分由于供给侧冲击转化为需求侧冲击，如出口必然出现冲击，投资意愿越来越弱；部分由于老龄化趋势正在通过所有年龄段、全生命周期影响消费增长。短期冲击方面，新冠疫情导致的周期性失业仍然存在，复苏瓶颈在就业、收入、消费等环节皆有体现，需求侧条件受到掣肘。

　　“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一需求侧冲击会不会因为新冠疫情这一周期性冲击而提前到来。”蔡昉说，我国当前的V字形复苏尚未完成。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因为这一次的周期性冲击而发生改变。“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确保需求侧条件不要成为长期增长的制约因素。”他说。

　　蔡昉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福利国家建设的最关键时期，应从当前紧迫需要解决的消费复苏问题，以及应对老龄化给居民消费带来的严峻挑战入手，解决长短期问题。

　　在今天召开的人口普查数据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指出，七人普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要想达到正常人口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需要保持在2.1，国际经验表明，总和生育率警戒线是1.5。

　　蔡昉指出，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虽不能指望生育率的根本性回升，但仍需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特别是加快推进自主生育仍然是有意义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努力在降低孩子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方面，推出真金白银和精准到位的硬措施。同时，我们还必须学会跟老龄化共舞。

　　”

　　阻断长期趋势与短期冲击间的关联

　　短期冲击或致慢变的长期趋势提前兑现

　　“阻断长期趋势与短期冲击间的关联”，这一命题如何产生？我们知道，在过去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或其他类型的短期冲击发生之后，原本朝某一个方向发生变化的长期趋势会因短期冲击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一定是中断，也可能是加速。

　　事实上，短期冲击导致慢变的长期趋势提前兑现是一个规律性现象，因为危机有强化弱点和市场出清的功能。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提出的“长期停滞”，其实很久以来世界经济都趋向这一新常态，但2008年金融危机使长期停滞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即以老龄化为背景的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负债的状态和趋势。

　　早在1937年凯恩斯就提出过人口停滞会导致经济灾难，1938年汉森也表达了与凯恩斯相近的意思，且第一次提出了“长期停滞”这一概念。在汉森看来，长期停滞是一种长期的历史性趋势，除非国家能够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但他认为改善收入分配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有趣的是，汉森曾是罗斯福新政时代的政府经济顾问，但他并不知道罗斯福新政会改变美国的收入分配，福利国家由此建立；凯恩斯也没有看到在几年以后的1941年，英国出了《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障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总的来看，两位经济学家都预期了长期停滞的发生，但是当时美英两国着手福利国家的建设，把这一长期趋势延后了，导致长期停滞并未发生。

　　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中存在所谓的“延滞效应”（hysteresis），即一个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与此前的历史发展相关，尤其与各种周期性的中断有关。日本是最值得引以为鉴的例子。观察过去这些年日本的长期增长曲线可知，无论是潜在增长率还是实际增长率或人口总量，都呈现下行的趋势。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破灭造成短期冲击，与此同时，日本遭遇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并自此进入负增长。二者同时发生后，日本潜在增长率开始大幅下降。2007年，金融危机开始出现，日本同时遭遇人口总量到达峰值并自此进入负增长的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形成长期趋势与短期冲击间的第二次相遇。从这之后，日本经济不仅到达过负五点几的增长速度，更是经常表现出“负增长缺口”，即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

　　日本这个例子有着比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因为日本的例子不仅形成了“日本病”，也发展成了“日本化”，变成了长期停滞现象的一个典型代表。2019年9月，萨默斯提出，美国与日本化（零利率）的距离，只有一次危机或一次严重衰退之遥。而几个月以后，新冠肺炎疫情就让他“如愿以偿”了。

　　长期趋势：老龄化趋势影响全生命周期，

　　制约消费增长

　　长期趋势是什么？是人口。

　　我们已经看到的是，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形成老龄化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引爆点。接下来，2025年前后，中国又会出现总人口峰值，也就是老龄化的第二个转折点或引爆点。

　　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后，我国经济遭遇了供给侧冲击。我们预期，下一次的总人口峰值前后，我国经济将会遭遇严重的需求侧冲击。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一需求侧冲击会不会因为新冠疫情这一周期性冲击而提前到来。

　　总的来看，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并开始负增长，逆转了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有意思的是，图1中的潜在增长率曲线大概是2012年时估算出来的，但观察潜在增长率曲线与实际增长率曲线可知：2010年之前的数据都是历史数据，二者尚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2011年之后的数据都是预测的，二者的轨迹反而完全一致。这并不只是说明我们当时对于潜在增长率的预测是准确的，而是说明在2011年之后，我国在经济增长减速的过程中并没有遭遇需求侧冲击，需求因素保障了潜在增长率的实现。但是，即将来临的下一个转折点，可能恰恰就是来自需求侧的冲击。

　　事实上，需求侧的冲击也可以因供给侧转化而来，比如比较优势下降导致出口冲击，投资意愿也越来越弱，增长减速也会减缓收入增长，造成消费不振。老龄化的第二个人口转折点越来越加剧对居民消费的抑制。总的来说，老龄化通过三个效应产生抑制消费的影响。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人口就意味着消费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快，消费就会增长快，人口负增长，消费也许就会负增长。二是收入分配效应。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如果收入两极分化，总消费倾向就低了，就会发生过度储蓄。三是年龄结构效应。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将会直接导致抑制消费的自然倾向，对此我们可以利用一项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做出分析。

　　我们来观察图2，认识这些效应。如图所示，劳动收入只有在20-60岁之间的劳动人口中产生，而消费却是终身都在发生。但是数据显示，青少年时期的消费反而最高，因为老龄化趋势意味着孩子的稀缺，这时候稀缺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不仅使父母、祖父母乐于为孩子花钱，也引导市场和社会把孩子的养育和教育成本大幅提高。但是，孩子的人数却不断减少，不足以支撑消费增长。在劳动年龄人口创造劳动收入的阶段，因为需要缴纳养老保险，同时需要做预防性储蓄，还要给孩子花钱，所以这一阶段的真正消费一点都不高。正在工作的中年人，一方面，因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是现收现付，相当于直接支付给了现阶段的退休人员；另一方面，因为知道人口抚养比正在发生变化，目前的中年人将来退休时养老保险可能不再是相同模式，因此他们还需要做预防性储蓄，进一步影响消费。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低、边际消费倾向低，因此他们的消费自然不高。可见，老龄化通过所有年龄段即全生命周期影响消费增长，这就是我们未来可能遇到的情况。

　　短期冲击：疫情导致的周期性失业

　　仍然存在，需求侧受到掣肘

　　从表面来看，我们目前迎来的经济复苏，就是倒V字形的流行疾病曲线所相应带来的V字形经济复苏。但我认为，V字形复苏尚未完成。如前文所述，延滞效应可能发生，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因为这一次的周期性冲击而发生改变。我们需要重视的是，不要让这一次的短期冲击导致慢变的长期趋势提前兑现。

　　可将失业率作为切入点，观察收入损失及消费复苏滞后的情况：

　　第一，数据显示，我国2021年2月的失业率是5.5%，达到了在那之前5个月之中的最高点，也就是说，失业率没有呈现回归原有轨迹的趋势。按照我们此前的估算，中国自然失业率应该是5%，高于5%的部分就是周期失业率，由此来看，疫情冲击导致的周期性失业仍然存在。

　　第二，按照延滞效应等规律，一次短期冲击之后，自然失业率会有所提高。都说“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这句话的意思不仅仅要从学习经验教训的角度理解，还应理解为：一次衰退将会产生“创造性破坏效应”，能够将那些病得最厉害的行业、产业和企业出清，这可能也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些僵化的行业、产业和企业，恰恰是那些技能较低工人的就业依托，一旦“创造性破坏效应”发挥作用，很大一部分工人找到同样工作的难度就加大了，自然失业率由此提升。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创造性破坏效应”带来的自然失业率提高有多少，假设是从5%提高到了5.2%，现在我们5.5%的失业率还是在这之上，说明周期性失业还没有消除。因此，保市场主体的政策举措和直接针对人的收入保障政策二者应该有效结合，不能偏到一边去。

　　长期来看，中国增长速度下行是必然的。有很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会“回归均值”，即回归世界平均水平。回归没有问题，问题是什么时候回归：如果短期内回归，那么中国经济总量可能永远赶不上美国了。但过去30年间世界平均增长率接近3%，依此数据进行预测，我国或将在2050年左右才回归均值。如图3所示，我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是有信心的。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在供给侧能力基础上预测出的潜在增长率，如果需求侧条件不能予以保障，那么在2050年之前回归均值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确保需求侧条件不要成为长期增长的制约因素。

　　从长与短和供与求入手“阻断”关联

　　第一，防止资源配置的僵化与退化。我们越来越需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保持经济增长，这是必需的供给侧条件。但在目前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我们恰恰是遇到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难点和堵点。

　　在人口红利消失和比较优势弱化的情况下，一方面，从衡量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巴拉萨指数来看，2012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巴拉萨指数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另一方面，2006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在下降。然而，在这个比较优势弱化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行业和企业都在按照同一比例下降，而是根据竞争力和生产率，情况有好有坏。这个时候，如果那些丧失比较优势、生产率低因而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依靠保护和补贴生存下来，则意味着资源配置的僵化。

　　也有一些不再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市场经营，制造业的新进入市场主体也在减少，使制造业增长减速。但是，这种情况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是劳动力从制造业转向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本来应该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但是，我国目前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是生产率比较低的，因此，这样的产业结构变化就导致资源配置的退化，从而整体生产率的降低。因此，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稳住制造业。

　　如何稳住制造业？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题目。因为很多企业在自身失去了竞争力以后，往往会寻求各种各样的保护，寄希望于政策层面继续给贷款、给优惠，迟迟不退出市场，有时甚至还会以“转型”的名义索要国家补贴，最终结果便是资源配置的僵化。很多时候，该退出的企业不能退出，该“死”的企业不能“死”，许多僵尸企业、半僵尸企业、四分之一僵尸企业还在存活，导致了生产率的大幅下降。因此，我们必须营造出创造性破坏的条件，让该退出的退出、该死去的死去，让生产率高的企业生存和发展。

　　第二，加大再分配力度，建立中国特色福利国家。OECD国家的福利支出比重与劳动生产率呈现显著正相关，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如果能够在社会层面对“人”这个特殊的生产要素进行保护，我们就不要在企业层面进行保护，不必保护过剩产能、低效率企业，也不必保护不需要的就业岗位，而只需要保人本身。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性破坏才能真正发生，否则，很可能以保就业岗位的名义保了僵尸企业。这就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结合的道理。

　　在短期内，我们需要尽快从疫情中恢复经济，在长期里，我们也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福利国家，在当前这个阶段上，恰是需要我们要将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最好时机。目前，我国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而要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意味着届时人均GDP要达到2.3万美元。按照一般规律，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直到人均GDP达到2.3万美元的时期，正好也是社会福利支出快速增长的时期，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持续提高的。也就是说，中国已经进入福利国家建设的最关键时期，而从当前紧迫需要解决的消费复苏问题，以及应对老龄化给居民消费带来的严峻挑战入手，正是长与短的结合。

　　第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破解一个世纪性的难题，即靠什么提高生育率。图4中蓝色的曲线代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有的国家和地区仍然高达3-4甚至6-7的水平，也有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在2.1的更替水平之下，甚至还有少量在1以下的。但是联合国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无论在哪类国家和地区，询问的结果都认为生两个孩子最好。也就是说，人们实际生孩子的数量与其生育意愿是不一致的。

　　汗牛充栋的文献表明，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近期《柳叶刀》的一篇文章指出，妇女受教育程度和避孕手段的可得性，可以解释80%生育率下降的原因。这两个方面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此客观上既不会逆转，主观上也不应该逆其道而行之。因此，我们只能在剩下的20%因素当中想办法。最近有研究表示，因受到环境污染、生存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人的生育能力也大幅下降。由此来看，能够阻止生育率下降的办法似乎已经所剩无几。另外，大家都对最近央行几位年轻人写的工作论文比较关注，我也看到这篇论文引用了一篇多年前《自然》杂志上的文章。该文章表示，当一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时，生育率又会上升。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还发生了两个故事。

　　第一，一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蔡泳在文章发表之后马上致信《自然》杂志，表示文章的数据处理方法是有误导性的，文章人为地将图形做成对数形式，让人以往生育率与HDI关系曲线会产生一个翘起。但如果不是这样处理数据，实际上则不存在这一趋势。也就是说，生育率水平很难再提升回来了。

　　第二，《自然》杂志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后来又写了其他文章进行“找补”。这位作者表示，虽然有些国家的生育率后来略微有所改善，其实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更大进步，生育率改善是从中得到一种性别红利。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女性地位比较高了以后，女性的生育意愿可能略微有所提高，但这并非普遍规律。

　　总的来说，我们不能指望生育率的实质性回升。但是，优化生育政策，特别是加快推进自主生育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回到很高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而是追求尽可能向2.1这个更替水平以及生育意愿水平靠近。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努力在降低孩子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方面，推出真金白银和精准到位的硬措施。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学会跟老龄化共舞，通过完善终身学习、反劳动力市场歧视、提高劳动参与率、建立更普惠的养老保险制度等，收获老年人口红利。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