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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只是“钢筋森林”中的“路人甲”:日本任命首位“孤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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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需要一个如英国、日本那样的

2月22日,多家国际传媒报道称,日本内阁日前任命了该国首任“孤独大臣”。

什么是“孤独大臣”

实际上,这项任命早在2月12日就已由日本首相菅义伟(Yoshihide Huga)宣布:当天在内阁任命发布会上,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坂本哲志(TetsushiSakamoto)被指定担当日本首任“孤独大臣”。

所谓“孤独大臣”其实是简称,日语全称是“孤独问题担当国务大臣”,其使命是“努力减少本国居民的孤独感和社会疏离感,以应对自杀率上升的社会问题”。

最早设立“孤独大臣”(Minister for Loneliness)的国家是英国,日本只是“拿来主义”。

作为典型的欧洲老龄化社会,英国较早开始重视大量老人逐渐被社会主流“排异”,从而造成孤独感增加,形成严重社会问题的现象。工党政治家、前下议员考克斯(Jo Cox)是最早倡导“重视老年人孤独社会问题”的知名人士,2015年,他倡导成立一个专门的议会委员会来调查这一问题并提出对策,翌年6月“孤独委员会”成立,但同月16日,坚决反对脱欧的他在脱欧公投前夕被一名狂热脱欧派分子开枪射杀。考克斯死后,下院在2017年1月重新成立由保守党议员肯尼迪(Seema Kennedy)和工党议员里弗斯(Rachel Reeves)任联合主席的专门委员会,并特意命名为“乔.考克斯孤独委员会”(Jo Cox Commission onLoneliness);2017年12月,“考克斯委员会”提交“最终报告”,提出设立专门“孤独大臣”、制订专门应对“孤独问题”的国家指标和年度报告制度、为应对“孤独问题”编列专门预算三项建议,并表示“光靠政府无法解决问题”,呼吁其它公共部门和企业领导人、社区和志愿团体,以及广大普通公民都加入到应对“孤独问题”的行列中来;2018年1月,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正式批准设立“孤独大臣”,1月17日全球首位“孤独大臣”克劳奇(Tracey Crouch)就任,此后“孤独大臣”成为英国内阁常设职位,迄今已有三任(克劳奇、戴维斯Mimms Davis、巴兰Diana Barran)。

相对于英国,日本“孤独大臣”所要应对的“孤独问题”并不局限于“老龄化社会综合症”,菅义伟首相和坂本哲志在任命发布会上提到了多种可能导致“孤独问题”的日本当代社会症结,并特别提及“妇女孤独问题”和“新冠造成孤独问题加剧”,并誓言“到了认真应对的时候”。

耐人寻味的是,初衷并非针对“妇女孤独问题”的英国,“孤独大臣”设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包括开先河者考克斯、“考克斯委员会”两位联合主席、拍板设立“孤独大臣”的时任首相,以及迄今先后三任“孤独大臣”,全部都是女性;而在设立时特别强调“重点应对妇女孤独问题”的日本,其首任“孤独大臣”却是一名男性。

日本有自己难念的经

日本自杀问题专家上田美智子(Michiko Ueda)日前披露称,早在2020年1月,日本内阁中以铃木贵子(Takako Suzuki)等为代表的一些年轻议员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小组,研究“孤独问题”,但日本内阁和国会集中重视“妇女孤独”问题,契机是2020年10月的一组数据:当月日本共有880名女性自杀,同比增加70%。

对此,一些日本智库研究者指出,当代日本女性普遍单身,并长期在职场打拼,其在大都市的典型生活,就是从早到晚工作,下班后或与极少数同事、朋友,或索性自己一个人吃个饭、喝两杯,然后独自回到租住的单身公寓。她们绝大多数日常购物集中在离家最近的便利店,除职场外几乎不与任何人交流。

尽管看上去较传统日本女性更自立,但实际上许多日本女性的职位高度不稳定,新冠疫情的肆虐和蔓延,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女性职员受到远较男性同事更大冲击,她们的生活来源乃至社交圈子因此近乎彻底崩溃,这让女性自杀问题一下变得凸显。

当然,在日本,“孤独问题”并非仅限于女性。

智库咨询公司Glocomm总裁冈本顺子(Junko Okamoto)指出,日本社会传统上习惯于将“独自了结所有自己的问题、不给家人和社会添麻烦”视作一种美德,这样“孤独问题”被长期掩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作为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每逢大灾大难,日本总会成批出现被称作“孤独死”(kodokushi),即大批老人无人过问、任由自生自灭的灾难性问题。1995年阪神大地震、2011年福岛大地震和海啸,都曾造成临时安置屋内大量“孤独死”的惨状。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人与人之间本就不多的实际接触,大多被在线交流所替代,而老年人是不善于、甚至没有条件建立在线社交关系的人群,这使得他们越来越孤独和被社会“排异”,以至于“我们身边的‘孤独死’老人”居然一度登上了热搜。

事实上,不仅妇女、老人,所有人群都不同程度受到“孤独问题”威胁。

日本警方及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2020年因疫情影响,日本自杀人数自2009年以来首次上升,达20919人(较前一年增加750人),除男性自杀人数连续11年下降外,妇女(6976人)、学龄未成年人(440人,1980年以来最高纪录)自杀人数都明显上升。

而“连续10年自杀率未上升)”的背景,是日本在G7国家中最高的自杀率: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日本每十万人中自杀数高达14.9,其中大多数动机为“健康”和“经济”问题——新冠疫情及应对措施无疑会加剧这些问题。

英国“孤独大臣”所提交的官方报告显示,至少13%的60岁以上英国人口感到孤独无助,而“孤独综合征”会令英国经济每年损失320亿英镑,约合440亿美元。

那么日本呢?同样针对60岁以上人口的“是否感到孤独无助”调查,答“是”的比例高达16%,比英国多3个百分点。

坂本哲志表示,计划先组建一个专门负责机构间沟通的团队,并尽快和倡导团体及其它有志参与者举行“紧急论坛”,以确定“孤独大臣”的优先事项,并与厚生劳动省、农村水产省等进行协调,努力采取综合措施,应对高自杀率问题。同时负责地区振兴和应对出生率下降“担当”的他,还表示“希望促进防止孤独和社会孤立,并保护人与人间的联系活动”。

能否不做“钢筋森林”中的“路人甲”?

然而许多观察家认为,仅仅设立一个事实上兼职的“孤独大臣”恐怕无济于事。

许多日本研究者指出,仅以“妇女孤独”问题论,其根本症结,是泡沫经济破裂后女性不能再依靠家庭,却又不得不继续面对根深蒂固的职场性别歧视。而大而化之的“孤独问题”,则和“泡沫繁荣”破裂后日本陷入“停滞的20年”,以往视为“信仰”的“综合商社”终身雇佣体制崩溃,导致普通人越来越“宅”、越来越沉湎于“二次元”、“三次元”和“非直接接触”息息相关,这种畸形的社会关系状态即便不遇到诸如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性重大冲击,也是厝火积薪,危机四伏——而所有这一切,又岂是一个“孤独大臣”所能解决的?

日本、或日本与英国只不过是典型特例,但绝非“孤证”——事实上,“孤独问题”是当代社会各国普遍存在、迟早必须正视的共同问题:我们身边许多人、甚至可能包括我们自己,都越来越像“钢筋森林”中的“路人甲”。

在评述日本设立“孤独大臣”新闻时,《镜报》列举了美国内华达州克拉克县在疫情仍然肆虐时执意开放学校时,决策者所作的辩解:因疫情关闭学校后,该县学生自杀人数较前一学年翻了一番,这迫使它们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们呢?

过去70年、40年、20年、10年甚至5年,数以亿计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之巨大不论横向与列国相比,或纵向与各历史时期相比,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诸如老龄化、“空巢”、“留守老人儿童”、“九九六工作制”、“城漂”、“候鸟”等“新生事物”——而这些“新生事物”中任何一条,都足以造成不同程度的“孤独问题”。

我们还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尊老重幼、“轻福利”,以及,户籍和复杂的劳动社会福利“互联互通”问题。

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因疫情大局需要,无数中国人响应号召“就地过年”,这难道没有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更多人更加正视属于我们自己的“孤独问题”?

或许,我们不需要一个如英国、日本那样的“孤独大臣”,但我们切实需要一个专治中国现在和未来“孤独综合症”的特效药“验方”,帮助我们这些“路人甲”,摆脱“钢筋森林”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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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1-02-25 10: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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