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被低估的风险：日本精英为何忽视人口灰犀牛

　　来源： 陶太郎

　　摘要：“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长或者其他根本性经济因素的长期变动所引起的，但是由于这些变动具有渐进性，所以容易被同时代的人所忽视，而被归罪于统治者的愚蠢或者无神论者的狂热”——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年

　　日本泡沫破灭之后，随着日本经济在衰败中愈陷愈深，不断突破糟糕的底线，学界对这场灾难的称谓也从“失落的十年”变成“失落的二十年”，再变成“失落的三十年”。最终，哪怕是善于自掩的日本学界终于意识到，这种深不见底的衰退绝不是因为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源于更可怕的绝症——即日本人口的不断枯萎。

　　关于这种问题，曾经亲身经历过这种残酷变化的日本精英，如野口悠纪雄（前大藏省高级官员）、大研前一（企业家、经济学家）、白川方明（前日本央行行长）等，分别作为产业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和货币政策负责人，都对此做了相当深刻的反思，其中的鸿篇巨论，非常值得今天的中国人研读。

　　说起来，读完这些亲身经历者的论述之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理解为何当年的日本精英竟然会忽视这头可怕的灰犀牛，并被尖锐的牛角尖撞翻了整个国运——因为他们真的低估了当时尚未显性的人口危机所带来的挑战。

　　日本精英为什么会低估人口危机的影响？以至于当巨大的灰犀牛即将到来时还麻木不仁？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其实是存在着无法察觉认知难题，其中主要有三项：

　　死亡潮与少子化的指数叠加

　　1、当年的日本精英并不理解，人口问题带来的挑战是一种指数级而非线性威胁，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冲击的杀伤力会出现双重倍增。那些曾经认为能够应付的问题，一旦事到临头就会发现准备还是不足。

　　在这里，我以我们的人口增减为例，来阐述这种风险为何是叠加的。

　　首先，现代化的人口问题不仅仅伴随着出生人数的减少，同时也伴随着死亡人数的迅速增加。

　　譬如我们国家的平均寿命是77岁，目前每年死亡人口接近1000万，根据人均寿命计算，截止目前，每年离世的人口大部分应该是解放前的出生人口，受限于建国前混乱的状况和糟糕的医疗条件，这些人的数量并不是特别多，这么多年来大致维持在年去世1000万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国的出生人口每年超过1000万，我国人口数量就可以保持增长。

　　不过，一个问题在于，一旦时间进入某个节点譬如2025年（甚至之前），根据我国人口77岁的平均寿命，中国1948年后婴儿潮一代就开始进入死亡期——这是一个77年前出生人口迅速攀升的年代，只不过在未来几年可能成为使死亡数字不断攀升的潮水。

　　也就是大约从2025年开始，每年的死亡数字可能在十年之内从1000万迅速上升到1200万，再到1700万，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上升幅度，却恰恰得益于77年前的婴儿潮——如果进入2038年，按照当时77年前的人口出生水平，每年的去世人数可能超过2000万，甚至攀升到2800万。

　　与之相应的是，少子化带来的出生人口迅速减少，会与死亡潮同时出现。以我们国家的数据为例，如果当前的下降势能无法得到改变，那么在2026年，我们历年出生的婴儿可能不足1000万，当然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后续的数字很可能更低，不排除低于800万。这同样会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2016年，一胎1065万二胎721万

　　2017年，一胎840万二胎883万

　　2018年，一胎760万二胎763万

　　2019年，一胎593万二胎872万

　　2020年？

　　即如果我们像当年日本精英那样，不采取有效措施，那么在2030年之前，有可能出现每年1000万人规模的减少，这相当于当前人口的0.74%；在2040年之前，有可能出现每年2000万以上的人口规模减少，这相当于当前人口的1.5%。

　　按照通俗的说法，1000万每年的人口缩减，相当于每年消失一个大概于深圳市的人口规模；2000万每年的人口缩减，相当于每年消失一个北京市的人口规模。

　　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平民死亡，不过是1200万；抗日战争的人口损失，也就是3500万。但人口问题叠加带来的冲击力某种程度上将使战争和瘟疫黯然失色。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何人口危机下，日本和俄罗斯近年来衰败得如此之快。

　　就是说，日本精英当年在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只看到了出生人口的减少，却忽略了随着人口死亡潮的同时到来，将会使得冲击加倍。这就是指数级冲击在数字上的表现。

　　也是当年日本精英忽略的地方。关于这一点，野口在他的日本经济史中说得很清楚。

　　老龄化心态的变化

　　2、当年的日本精英第二个忽视的地方，在于低估了一个社会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对整个社会心态的影响——而这也是野口悠纪雄、大研前一和白川方明后来最为懊悔的地方——因为他们本人也不曾想到。

　　即当一个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巨大的不安全感和低欲望。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作为动物，生育的本能对于动物意味着什么。

　　一方面，孩子不仅仅是我们作为一个动物对未来的投资和延续，也是我们未来安全感的保证，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有了孩子，我们才有胆量去面对自己的年老枯衰。一个缺乏孩子，没有后代的人，如果不是富豪，那么他最大的心灵感受一定是对未来的深深悲观和不确定，当他只有拐杖作伴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他必然被巨大的不安全感包围，在这种心态下，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的年老攒钱。

　　在野口悠纪雄、大研前一和白川方明的经历调查中，他们深深地感觉到，随着孩子的减少，日本普通成年人对自己未来越来越不自信，过去，一个日本年轻人到了25岁，考虑的是结婚生子繁衍后代，但现在，他考虑的是为自己40年后的年老生涯攒钱。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日本人不会有任何消费的欲望，更不会有冒险的精神。野口曾经回忆，他年轻的时候，日本年轻人想的是事业和奋斗，但随着少子化的到来，现代的日本人考虑的是60岁后如何攒钱养老。

　　另一方面，大多数动物进入成年后，他生存的目标就是为了子孙的成长，就像成年的鹰要冒着风险采集食物，就是为了养育巢穴中的幼鹰。人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普通的成年人（富豪除外），只有看到自己蹒跚学步的孩子时，他才能找到奋斗的目标和动力。

　　如果一个普通成年人没有自己的孩子，面对漫长孤独的后半生，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他奋斗的目标，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够让他产生前进的动力，人的心态死亡将会出现，颓废不可避免。

　　这就是日本在人口危机下无论如何刺激，其经济都毫无起色的原因，作为前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曾经说过，对于这样的社会，任何政策都是没有意义的——你不可能医治一具僵尸。

　　这就是当年日本精英最大的失误之处，他们没有行动，当一个民族慢慢变得没有后代的时候，那种日渐颓丧心态的变化，是任何诞生于朝阳时代的决策者都不能理解的。

　　迷信与傲慢

　　3、日本精英当年之所以会忽视人口冲击，还在于他们迷信技术的进步能够取代年轻人的繁衍，或者说过往经济奇迹的成功，让他们误以为自己能够轻松应付这种挑战带来的风险。据野口回忆，当有人提出少子化危机的风险时，当时日本大藏省官员认为，这种危机不会比70年代的石油危机更危险——而日本战胜并克服了石油危机，变得更加强大，也足以应对人口危机——需要说明的是，英美在石油危机中一败涂地，这加剧了日本的自信。

　　这就是傲慢。殊不知，19世纪法国人在推行节育的时候，也认为机器将取代人类，这导致了法国的加速衰败。

　　总结

　　说起来，每当看到有人谈论人类历史的趋势时，我常常不禁想到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 凯恩斯在1919年出席凡尔赛谈判时，所写的关于欧洲各国命运的一段精妙论述，这位不可一世的经济学凯撒这样说道：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长或者其他根本性经济因素的长期变动所引起的，但是由于这些变动具有渐进性，所以容易被同时代的人所忽视，而被归罪于统治者的愚蠢或者无神论者的狂热”

　　相比于傅高义的忽视，凯恩斯很早就将人口的变化视为决定性的因素，很多人在畅谈俄罗斯、日本命运的时候，常常归咎于普京的无能和安倍的寡智，却无形中忽略了这是两个国家人口不断萎缩的必然结果，当一个民族不能繁衍足够的后代来继承自己的事业时，又如何谈得上更多的奢求呢？

　　正所谓，潮涨潮落，花开花谢，当迷雾散尽之后，才是真正的挑战，也是我们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直面并亟待努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