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十四五”规划建议从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就是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本刊采访了四位专家，请他们畅谈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学习体会。

　　12月9日，新疆库尔勒铁路公安处乘警在进行安全检查。新华社发

　　12月1日，江苏省海安市公安局交警向幼儿园孩子们宣传交通安全。新华社发

　　4月2日，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鱼山警务站组织警力深入鱼山岛企业工地巡逻护航。邹训永摄/光明图片

　　11月12日，救援人员在京杭大运河山东台儿庄段水域进行水上应急演练。高启民摄/光明图片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体现全要素特征

　　——访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杨华锋

　　光明日报记者 彭景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十四五”规划建议对“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对此，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杨华锋表示，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开始，对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即由过去主要集中于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迅速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学科领域拓展，特别是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的实践需求也表现出全要素的特征。

　　在杨华锋看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意味着安全治理对象的系统性、复杂性与综合性，其涉及的议题领域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国防与外交等传统安全领域，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及食品药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也在特定的情境下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成为治理的对象与目标。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建设有何具体路径？杨华锋认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建设要在情境、意识和行动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首先，就安全情境而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我们参与全球治理与地区合作程度的不断深化，在国际责任与义务与日俱增的同时，影响与威胁国家安全的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交汇，安全威胁的多元化特征日益凸显。因而必须坚持总体性的思维框架来审视安全所处的国际、国内情境。尤其是随着安全风险不断累积，处于不同领域的安全问题往往具有交互影响与转化的可能，所以国家安全体系首要的是必须具备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领导体制，唯有如此，方能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挑战。

　　其次，在治理意识方面，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治理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之治的核心价值。因而，国家安全体系的建设中不论战略政策、法治规划，还是管理方式、运行机制都要体现人民性。人民性的治理意识是对总体性安全情境的反馈与回应，诸如安全生产、环境安全与饮食用药安全等领域中，人民的安全感知与风险认知，往往决定着社会稳定与治理的有效性。因此，人民性的价值培育与塑造，是有效识别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风险因素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才能有的放矢提前布局，削弱风险的破坏力。

　　再次，就具体行动而言，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建设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协同行动的改善与优化。从协同治理建设的不同端口来看，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是协同的社会端；完善与健全各项国家安全制度，加强国家安全执法力度是协同的政府端；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是因应技术迭代与网络安全风险的技术端。从安全的协同供给效率来说，如今囊括从政治、经济到生物、科技等众多安全议题的总体治理格局，任何单一行动主体和单一管理环节都难以及时有效地识别不同议题、不同行为体的安全需求，也难以有效地治理潜在的安全临界风险，迫切需要基于多元主体参与的框架，以多样性的供给手段、供给方式和弹性的供给策略，来回应需求端的多样性与差异化。

　　把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点

　　——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战略室主任盛朝迅

　　光明日报记者 刘 坤

　　今年以来，不少企业曾一度面临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风险，这也让“经济安全”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

　　“产业链安全事关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战略室主任盛朝迅看来，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叠加国际经贸关系复杂博弈，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给我国产业链稳定运行和安全发展带来明显挑战和巨大压力。“必须把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点，加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安全和更可持续的发展。”盛朝迅说。

　　盛朝迅认为，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各种非经济因素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要及时开展补链修链和风险排除工作，通过多元化采购以及建立国内供应链衔接备份机制，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尽快建立完善产业链安全监测和预警机制，实施产业竞争力调查和评价工程，全面梳理我国重点行业、骨干企业产业链，绘制供应链图谱，精准分析可能的断链点和风险点，提前做好产业链协同补链工作，促进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多元化，增强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继续加强国内油气干线管网建设，推进国际能源合作，持续优化石油、粮食、紧缺型矿产等重要战略资源国家储备和商业储备，完善库存管理，制定极端情形下保障产业链安全和供应链自主稳定运行的预案。建立完善产业链安全动态管理机制，避免供给不足或恶性竞争，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重塑新的产业链的关键变量，也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必由之路和根本保障。”盛朝迅说，一方面，要强化以应用为导向的前瞻性、颠覆性技术战略布局，聚焦基础装备、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的产业基础领域和部分关键共性技术，完善新型研发体制，大幅提升对核心技术、标准、生产工艺的掌控能力和安全可控水平。另一方面，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着力强创新、抓应用、促开放、优生态，通过市场应用带动国内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盛朝迅表示，实践充分证明，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中，越开放越安全。为此，既要坚持自立自强、安全可控，又要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巩固并深化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合作成果，进一步维系和加强与主要国家的国际产业链和经贸合作联系，深化和拓展与科技强国的经贸合作、人才交流和技术开发合作，更加深度参与全球供应链，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产业链安全稳定和现代化发展。

　　“要维护好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坚决反对把产业链供应链政治化、武器化。”盛朝迅说，在国际经贸谈判中，要积极推动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国际共识和准则。

　　着力补齐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

　　——访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

　　光明日报记者 龚 亮 姚亚奇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同时强调“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有效遏制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等重特大安全事故。”对此，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指出，补齐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既是“十四五”时期重要的安全生产工作，也是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做的基础性工作。

　　“所谓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是站在安全生产全局的视角，涉及安全生产全局并对安全生产工作有重大影响的短板。之所以发生‘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到’的问题和重特大事故，存在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是重要原因之一。”张兴凯说，“十四五”时期，事故后果灾难性、事故偶发突发性会更突显，安全风险震荡放大效应、风险交织耦合效应更强，新与旧安全生产问题叠加，因此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突显且影响和危害更大。

　　张兴凯进一步指出了“十四五”时期需要着力补齐的四块短板：

　　一是危化品安全监管短板。危化品安全监管目前仍有空白、有死角、有漏洞。我国生产工艺落后的中小化工占80%以上，化工行业基础薄弱问题突出。因此，应建立监管无盲区、无死角、无空白的危化品安全监管体系，推动危险货物运输“公铁联运”。在“完成重点地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的同时，科学规划危化品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回收、废弃处置等厂站布局。建立各部门共享共用的危化品生产、储存、运输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危化品和危险货物全流程可查、可控。

　　二是农村农业安全短板。我国儿童青少年溺水、农机车辆安全、农村道路安全、农业用电安全、农药安全、农村火灾等农村农业安全形势严峻，尤其是农村人员集聚场所建筑物安全问题突出。因此，应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平安中国战略为契机，全面加强农村农业安全生产工作。比如整合行业领域涉农安全监管资源，建立全覆盖的涉农安全法规标准体系；实施包括农产品加工点在内的小微企业安全扶持工程；建立农村人员集聚场所安全风险监测平台。

　　三是安全生产数据短板。目前我国安全生产基础数据仍不系统、不完整、不全面。比如，物流产业变革、锂电池使用、新型制药和精密加工涉及危化品、食品加工规模化等，形成的危险源和隐患底数不清。因此，应实施全覆盖安全生产普查调查工程，摸清底数，锻炼队伍，教育公民。

　　四是重大基础设施安全短板。我国部分重大基础设施“先天不足”“未老先衰”“超标超役”运行。比如，我国部分设计寿命在100年以上的大跨度桥梁不到30年就已老化。因此，应实施重大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工程，查清“先天不足”，监控整改“未老先衰”，管控限制“超标超役”运行。健全维护养护经费保障机制，建立跨部门联合工作机制。重视“优生”，避免盲目追求“高大上”和“首最特”影响安全。

　　将“枫桥经验”作为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的核心

　　——访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褚宸舸

　　光明日报记者 靳 昊

　　有安全稳定的环境，发展和改善民生才有可能，这是70多年来我国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当前，我国社会大局总体安全稳定，但影响稳定的问题和矛盾仍然不少。”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褚宸舸指出。“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

　　褚宸舸表示，“枫桥经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强调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其基本做法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党的十八大后，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是新时代政法综治战线必须坚持、发扬的“金字招牌”。

　　“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是利益之争、权利冲突，‘枫桥经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褚宸舸认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有利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也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源头上提升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褚宸舸强调，新时代“枫桥经验”要从中国之治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整体去理解。探索“枫桥经验”的制度化、标准化以及在网络、企业治理等新领域的实践，创新、研究、总结“枫桥经验”的制度安排和长效机制。将“枫桥经验”作为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从法治层面贯彻落实好“枫桥经验”。

　　“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完善各类调解联动工作体系。褚宸舸认为：“调解既是一种群众自治的做法，也是一种公共法律服务制度。相对于诉讼而言，其具有快捷、便利、成本小、即时履行等优势。”他表示，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建立“综合性”“一站式”调解工作平台，整合各类调解资源和力量，联动化解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

　　处在社会转型期，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适应性面临严峻挑战，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对此，“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

　　“加强心防，既是现代社会公民对幸福生活健康发展追求的重要内容，也是防范社会风险、化解纠纷矛盾的重要手段。”褚宸舸说，当前应着力构建多力量合作，多部门、多机构协同的风险预防机制，“尤其要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发挥家庭成员相互心理支持的作用。”

　　当前，暴力恐怖、黑恶势力、新型网络犯罪和跨国犯罪等成为影响平安中国建设的突出问题。如何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褚宸舸认为，应坚持把预测预警预防作为根本任务，努力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深入研判新时代各种风险及其治理原理，提升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加强政法机关管理、服务社会的职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多种手段综合防控。构建源头治理，打防结合、整体防控，构建防范、控制、服务相互融通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强调人民治安理念，贯彻“枫桥式”社区警务模式。塑造风险防范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发动和依靠群众参与，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重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强调以理服人。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4日 05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十四五”规划建议从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就是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本刊采访了四位专家，请他们畅谈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学习体会。

　　12月9日，新疆库尔勒铁路公安处乘警在进行安全检查。新华社发

　　12月1日，江苏省海安市公安局交警向幼儿园孩子们宣传交通安全。新华社发

　　4月2日，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鱼山警务站组织警力深入鱼山岛企业工地巡逻护航。邹训永摄/光明图片

　　11月12日，救援人员在京杭大运河山东台儿庄段水域进行水上应急演练。高启民摄/光明图片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体现全要素特征

　　——访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杨华锋

　　光明日报记者 彭景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十四五”规划建议对“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对此，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杨华锋表示，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开始，对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即由过去主要集中于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迅速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学科领域拓展，特别是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的实践需求也表现出全要素的特征。

　　在杨华锋看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意味着安全治理对象的系统性、复杂性与综合性，其涉及的议题领域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国防与外交等传统安全领域，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及食品药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也在特定的情境下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成为治理的对象与目标。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建设有何具体路径？杨华锋认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建设要在情境、意识和行动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首先，就安全情境而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我们参与全球治理与地区合作程度的不断深化，在国际责任与义务与日俱增的同时，影响与威胁国家安全的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交汇，安全威胁的多元化特征日益凸显。因而必须坚持总体性的思维框架来审视安全所处的国际、国内情境。尤其是随着安全风险不断累积，处于不同领域的安全问题往往具有交互影响与转化的可能，所以国家安全体系首要的是必须具备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领导体制，唯有如此，方能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挑战。

　　其次，在治理意识方面，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治理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之治的核心价值。因而，国家安全体系的建设中不论战略政策、法治规划，还是管理方式、运行机制都要体现人民性。人民性的治理意识是对总体性安全情境的反馈与回应，诸如安全生产、环境安全与饮食用药安全等领域中，人民的安全感知与风险认知，往往决定着社会稳定与治理的有效性。因此，人民性的价值培育与塑造，是有效识别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风险因素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才能有的放矢提前布局，削弱风险的破坏力。

　　再次，就具体行动而言，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建设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协同行动的改善与优化。从协同治理建设的不同端口来看，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是协同的社会端；完善与健全各项国家安全制度，加强国家安全执法力度是协同的政府端；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是因应技术迭代与网络安全风险的技术端。从安全的协同供给效率来说，如今囊括从政治、经济到生物、科技等众多安全议题的总体治理格局，任何单一行动主体和单一管理环节都难以及时有效地识别不同议题、不同行为体的安全需求，也难以有效地治理潜在的安全临界风险，迫切需要基于多元主体参与的框架，以多样性的供给手段、供给方式和弹性的供给策略，来回应需求端的多样性与差异化。

　　把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点

　　——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战略室主任盛朝迅

　　光明日报记者 刘 坤

　　今年以来，不少企业曾一度面临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风险，这也让“经济安全”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

　　“产业链安全事关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战略室主任盛朝迅看来，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叠加国际经贸关系复杂博弈，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给我国产业链稳定运行和安全发展带来明显挑战和巨大压力。“必须把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点，加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安全和更可持续的发展。”盛朝迅说。

　　盛朝迅认为，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各种非经济因素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要及时开展补链修链和风险排除工作，通过多元化采购以及建立国内供应链衔接备份机制，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尽快建立完善产业链安全监测和预警机制，实施产业竞争力调查和评价工程，全面梳理我国重点行业、骨干企业产业链，绘制供应链图谱，精准分析可能的断链点和风险点，提前做好产业链协同补链工作，促进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多元化，增强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继续加强国内油气干线管网建设，推进国际能源合作，持续优化石油、粮食、紧缺型矿产等重要战略资源国家储备和商业储备，完善库存管理，制定极端情形下保障产业链安全和供应链自主稳定运行的预案。建立完善产业链安全动态管理机制，避免供给不足或恶性竞争，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重塑新的产业链的关键变量，也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必由之路和根本保障。”盛朝迅说，一方面，要强化以应用为导向的前瞻性、颠覆性技术战略布局，聚焦基础装备、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的产业基础领域和部分关键共性技术，完善新型研发体制，大幅提升对核心技术、标准、生产工艺的掌控能力和安全可控水平。另一方面，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着力强创新、抓应用、促开放、优生态，通过市场应用带动国内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盛朝迅表示，实践充分证明，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中，越开放越安全。为此，既要坚持自立自强、安全可控，又要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巩固并深化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合作成果，进一步维系和加强与主要国家的国际产业链和经贸合作联系，深化和拓展与科技强国的经贸合作、人才交流和技术开发合作，更加深度参与全球供应链，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产业链安全稳定和现代化发展。

　　“要维护好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坚决反对把产业链供应链政治化、武器化。”盛朝迅说，在国际经贸谈判中，要积极推动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国际共识和准则。

　　着力补齐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

　　——访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

　　光明日报记者 龚 亮 姚亚奇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同时强调“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有效遏制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等重特大安全事故。”对此，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指出，补齐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既是“十四五”时期重要的安全生产工作，也是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做的基础性工作。

　　“所谓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是站在安全生产全局的视角，涉及安全生产全局并对安全生产工作有重大影响的短板。之所以发生‘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到’的问题和重特大事故，存在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是重要原因之一。”张兴凯说，“十四五”时期，事故后果灾难性、事故偶发突发性会更突显，安全风险震荡放大效应、风险交织耦合效应更强，新与旧安全生产问题叠加，因此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突显且影响和危害更大。

　　张兴凯进一步指出了“十四五”时期需要着力补齐的四块短板：

　　一是危化品安全监管短板。危化品安全监管目前仍有空白、有死角、有漏洞。我国生产工艺落后的中小化工占80%以上，化工行业基础薄弱问题突出。因此，应建立监管无盲区、无死角、无空白的危化品安全监管体系，推动危险货物运输“公铁联运”。在“完成重点地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的同时，科学规划危化品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回收、废弃处置等厂站布局。建立各部门共享共用的危化品生产、储存、运输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危化品和危险货物全流程可查、可控。

　　二是农村农业安全短板。我国儿童青少年溺水、农机车辆安全、农村道路安全、农业用电安全、农药安全、农村火灾等农村农业安全形势严峻，尤其是农村人员集聚场所建筑物安全问题突出。因此，应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平安中国战略为契机，全面加强农村农业安全生产工作。比如整合行业领域涉农安全监管资源，建立全覆盖的涉农安全法规标准体系；实施包括农产品加工点在内的小微企业安全扶持工程；建立农村人员集聚场所安全风险监测平台。

　　三是安全生产数据短板。目前我国安全生产基础数据仍不系统、不完整、不全面。比如，物流产业变革、锂电池使用、新型制药和精密加工涉及危化品、食品加工规模化等，形成的危险源和隐患底数不清。因此，应实施全覆盖安全生产普查调查工程，摸清底数，锻炼队伍，教育公民。

　　四是重大基础设施安全短板。我国部分重大基础设施“先天不足”“未老先衰”“超标超役”运行。比如，我国部分设计寿命在100年以上的大跨度桥梁不到30年就已老化。因此，应实施重大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工程，查清“先天不足”，监控整改“未老先衰”，管控限制“超标超役”运行。健全维护养护经费保障机制，建立跨部门联合工作机制。重视“优生”，避免盲目追求“高大上”和“首最特”影响安全。

　　将“枫桥经验”作为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的核心

　　——访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褚宸舸

　　光明日报记者 靳 昊

　　有安全稳定的环境，发展和改善民生才有可能，这是70多年来我国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当前，我国社会大局总体安全稳定，但影响稳定的问题和矛盾仍然不少。”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褚宸舸指出。“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

　　褚宸舸表示，“枫桥经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强调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其基本做法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党的十八大后，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是新时代政法综治战线必须坚持、发扬的“金字招牌”。

　　“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是利益之争、权利冲突，‘枫桥经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褚宸舸认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有利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也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源头上提升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褚宸舸强调，新时代“枫桥经验”要从中国之治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整体去理解。探索“枫桥经验”的制度化、标准化以及在网络、企业治理等新领域的实践，创新、研究、总结“枫桥经验”的制度安排和长效机制。将“枫桥经验”作为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从法治层面贯彻落实好“枫桥经验”。

　　“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完善各类调解联动工作体系。褚宸舸认为：“调解既是一种群众自治的做法，也是一种公共法律服务制度。相对于诉讼而言，其具有快捷、便利、成本小、即时履行等优势。”他表示，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建立“综合性”“一站式”调解工作平台，整合各类调解资源和力量，联动化解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

　　处在社会转型期，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适应性面临严峻挑战，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对此，“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

　　“加强心防，既是现代社会公民对幸福生活健康发展追求的重要内容，也是防范社会风险、化解纠纷矛盾的重要手段。”褚宸舸说，当前应着力构建多力量合作，多部门、多机构协同的风险预防机制，“尤其要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发挥家庭成员相互心理支持的作用。”

　　当前，暴力恐怖、黑恶势力、新型网络犯罪和跨国犯罪等成为影响平安中国建设的突出问题。如何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褚宸舸认为，应坚持把预测预警预防作为根本任务，努力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深入研判新时代各种风险及其治理原理，提升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加强政法机关管理、服务社会的职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多种手段综合防控。构建源头治理，打防结合、整体防控，构建防范、控制、服务相互融通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强调人民治安理念，贯彻“枫桥式”社区警务模式。塑造风险防范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发动和依靠群众参与，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重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强调以理服人。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4日 05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十四五”规划建议从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就是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本刊采访了四位专家，请他们畅谈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学习体会。

　　12月9日，新疆库尔勒铁路公安处乘警在进行安全检查。新华社发

　　12月1日，江苏省海安市公安局交警向幼儿园孩子们宣传交通安全。新华社发

　　4月2日，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鱼山警务站组织警力深入鱼山岛企业工地巡逻护航。邹训永摄/光明图片

　　11月12日，救援人员在京杭大运河山东台儿庄段水域进行水上应急演练。高启民摄/光明图片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体现全要素特征

　　——访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杨华锋

　　光明日报记者 彭景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十四五”规划建议对“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对此，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杨华锋表示，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开始，对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即由过去主要集中于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迅速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学科领域拓展，特别是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的实践需求也表现出全要素的特征。

　　在杨华锋看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意味着安全治理对象的系统性、复杂性与综合性，其涉及的议题领域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国防与外交等传统安全领域，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及食品药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也在特定的情境下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成为治理的对象与目标。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建设有何具体路径？杨华锋认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建设要在情境、意识和行动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首先，就安全情境而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我们参与全球治理与地区合作程度的不断深化，在国际责任与义务与日俱增的同时，影响与威胁国家安全的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交汇，安全威胁的多元化特征日益凸显。因而必须坚持总体性的思维框架来审视安全所处的国际、国内情境。尤其是随着安全风险不断累积，处于不同领域的安全问题往往具有交互影响与转化的可能，所以国家安全体系首要的是必须具备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领导体制，唯有如此，方能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挑战。

　　其次，在治理意识方面，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治理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之治的核心价值。因而，国家安全体系的建设中不论战略政策、法治规划，还是管理方式、运行机制都要体现人民性。人民性的治理意识是对总体性安全情境的反馈与回应，诸如安全生产、环境安全与饮食用药安全等领域中，人民的安全感知与风险认知，往往决定着社会稳定与治理的有效性。因此，人民性的价值培育与塑造，是有效识别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风险因素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才能有的放矢提前布局，削弱风险的破坏力。

　　再次，就具体行动而言，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建设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协同行动的改善与优化。从协同治理建设的不同端口来看，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是协同的社会端；完善与健全各项国家安全制度，加强国家安全执法力度是协同的政府端；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是因应技术迭代与网络安全风险的技术端。从安全的协同供给效率来说，如今囊括从政治、经济到生物、科技等众多安全议题的总体治理格局，任何单一行动主体和单一管理环节都难以及时有效地识别不同议题、不同行为体的安全需求，也难以有效地治理潜在的安全临界风险，迫切需要基于多元主体参与的框架，以多样性的供给手段、供给方式和弹性的供给策略，来回应需求端的多样性与差异化。

　　把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点

　　——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战略室主任盛朝迅

　　光明日报记者 刘 坤

　　今年以来，不少企业曾一度面临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风险，这也让“经济安全”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

　　“产业链安全事关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战略室主任盛朝迅看来，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叠加国际经贸关系复杂博弈，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给我国产业链稳定运行和安全发展带来明显挑战和巨大压力。“必须把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点，加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安全和更可持续的发展。”盛朝迅说。

　　盛朝迅认为，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各种非经济因素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要及时开展补链修链和风险排除工作，通过多元化采购以及建立国内供应链衔接备份机制，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尽快建立完善产业链安全监测和预警机制，实施产业竞争力调查和评价工程，全面梳理我国重点行业、骨干企业产业链，绘制供应链图谱，精准分析可能的断链点和风险点，提前做好产业链协同补链工作，促进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多元化，增强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继续加强国内油气干线管网建设，推进国际能源合作，持续优化石油、粮食、紧缺型矿产等重要战略资源国家储备和商业储备，完善库存管理，制定极端情形下保障产业链安全和供应链自主稳定运行的预案。建立完善产业链安全动态管理机制，避免供给不足或恶性竞争，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重塑新的产业链的关键变量，也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必由之路和根本保障。”盛朝迅说，一方面，要强化以应用为导向的前瞻性、颠覆性技术战略布局，聚焦基础装备、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的产业基础领域和部分关键共性技术，完善新型研发体制，大幅提升对核心技术、标准、生产工艺的掌控能力和安全可控水平。另一方面，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着力强创新、抓应用、促开放、优生态，通过市场应用带动国内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盛朝迅表示，实践充分证明，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中，越开放越安全。为此，既要坚持自立自强、安全可控，又要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巩固并深化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合作成果，进一步维系和加强与主要国家的国际产业链和经贸合作联系，深化和拓展与科技强国的经贸合作、人才交流和技术开发合作，更加深度参与全球供应链，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产业链安全稳定和现代化发展。

　　“要维护好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坚决反对把产业链供应链政治化、武器化。”盛朝迅说，在国际经贸谈判中，要积极推动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国际共识和准则。

　　着力补齐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

　　——访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

　　光明日报记者 龚 亮 姚亚奇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同时强调“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有效遏制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等重特大安全事故。”对此，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指出，补齐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既是“十四五”时期重要的安全生产工作，也是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做的基础性工作。

　　“所谓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是站在安全生产全局的视角，涉及安全生产全局并对安全生产工作有重大影响的短板。之所以发生‘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到’的问题和重特大事故，存在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是重要原因之一。”张兴凯说，“十四五”时期，事故后果灾难性、事故偶发突发性会更突显，安全风险震荡放大效应、风险交织耦合效应更强，新与旧安全生产问题叠加，因此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突显且影响和危害更大。

　　张兴凯进一步指出了“十四五”时期需要着力补齐的四块短板：

　　一是危化品安全监管短板。危化品安全监管目前仍有空白、有死角、有漏洞。我国生产工艺落后的中小化工占80%以上，化工行业基础薄弱问题突出。因此，应建立监管无盲区、无死角、无空白的危化品安全监管体系，推动危险货物运输“公铁联运”。在“完成重点地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的同时，科学规划危化品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回收、废弃处置等厂站布局。建立各部门共享共用的危化品生产、储存、运输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危化品和危险货物全流程可查、可控。

　　二是农村农业安全短板。我国儿童青少年溺水、农机车辆安全、农村道路安全、农业用电安全、农药安全、农村火灾等农村农业安全形势严峻，尤其是农村人员集聚场所建筑物安全问题突出。因此，应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平安中国战略为契机，全面加强农村农业安全生产工作。比如整合行业领域涉农安全监管资源，建立全覆盖的涉农安全法规标准体系；实施包括农产品加工点在内的小微企业安全扶持工程；建立农村人员集聚场所安全风险监测平台。

　　三是安全生产数据短板。目前我国安全生产基础数据仍不系统、不完整、不全面。比如，物流产业变革、锂电池使用、新型制药和精密加工涉及危化品、食品加工规模化等，形成的危险源和隐患底数不清。因此，应实施全覆盖安全生产普查调查工程，摸清底数，锻炼队伍，教育公民。

　　四是重大基础设施安全短板。我国部分重大基础设施“先天不足”“未老先衰”“超标超役”运行。比如，我国部分设计寿命在100年以上的大跨度桥梁不到30年就已老化。因此，应实施重大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工程，查清“先天不足”，监控整改“未老先衰”，管控限制“超标超役”运行。健全维护养护经费保障机制，建立跨部门联合工作机制。重视“优生”，避免盲目追求“高大上”和“首最特”影响安全。

　　将“枫桥经验”作为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的核心

　　——访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褚宸舸

　　光明日报记者 靳 昊

　　有安全稳定的环境，发展和改善民生才有可能，这是70多年来我国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当前，我国社会大局总体安全稳定，但影响稳定的问题和矛盾仍然不少。”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褚宸舸指出。“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

　　褚宸舸表示，“枫桥经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强调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其基本做法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党的十八大后，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是新时代政法综治战线必须坚持、发扬的“金字招牌”。

　　“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是利益之争、权利冲突，‘枫桥经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褚宸舸认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有利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也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源头上提升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褚宸舸强调，新时代“枫桥经验”要从中国之治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整体去理解。探索“枫桥经验”的制度化、标准化以及在网络、企业治理等新领域的实践，创新、研究、总结“枫桥经验”的制度安排和长效机制。将“枫桥经验”作为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从法治层面贯彻落实好“枫桥经验”。

　　“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完善各类调解联动工作体系。褚宸舸认为：“调解既是一种群众自治的做法，也是一种公共法律服务制度。相对于诉讼而言，其具有快捷、便利、成本小、即时履行等优势。”他表示，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建立“综合性”“一站式”调解工作平台，整合各类调解资源和力量，联动化解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

　　处在社会转型期，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适应性面临严峻挑战，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对此，“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

　　“加强心防，既是现代社会公民对幸福生活健康发展追求的重要内容，也是防范社会风险、化解纠纷矛盾的重要手段。”褚宸舸说，当前应着力构建多力量合作，多部门、多机构协同的风险预防机制，“尤其要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发挥家庭成员相互心理支持的作用。”

　　当前，暴力恐怖、黑恶势力、新型网络犯罪和跨国犯罪等成为影响平安中国建设的突出问题。如何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褚宸舸认为，应坚持把预测预警预防作为根本任务，努力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深入研判新时代各种风险及其治理原理，提升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加强政法机关管理、服务社会的职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多种手段综合防控。构建源头治理，打防结合、整体防控，构建防范、控制、服务相互融通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强调人民治安理念，贯彻“枫桥式”社区警务模式。塑造风险防范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发动和依靠群众参与，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重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强调以理服人。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4日 05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十四五”规划建议从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就是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本刊采访了四位专家，请他们畅谈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学习体会。

　　12月9日，新疆库尔勒铁路公安处乘警在进行安全检查。新华社发

　　12月1日，江苏省海安市公安局交警向幼儿园孩子们宣传交通安全。新华社发

　　4月2日，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鱼山警务站组织警力深入鱼山岛企业工地巡逻护航。邹训永摄/光明图片

　　11月12日，救援人员在京杭大运河山东台儿庄段水域进行水上应急演练。高启民摄/光明图片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体现全要素特征

　　——访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杨华锋

　　光明日报记者 彭景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十四五”规划建议对“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对此，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杨华锋表示，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开始，对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即由过去主要集中于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迅速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学科领域拓展，特别是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的实践需求也表现出全要素的特征。

　　在杨华锋看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意味着安全治理对象的系统性、复杂性与综合性，其涉及的议题领域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国防与外交等传统安全领域，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及食品药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也在特定的情境下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成为治理的对象与目标。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建设有何具体路径？杨华锋认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建设要在情境、意识和行动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首先，就安全情境而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我们参与全球治理与地区合作程度的不断深化，在国际责任与义务与日俱增的同时，影响与威胁国家安全的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交汇，安全威胁的多元化特征日益凸显。因而必须坚持总体性的思维框架来审视安全所处的国际、国内情境。尤其是随着安全风险不断累积，处于不同领域的安全问题往往具有交互影响与转化的可能，所以国家安全体系首要的是必须具备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领导体制，唯有如此，方能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挑战。

　　其次，在治理意识方面，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治理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之治的核心价值。因而，国家安全体系的建设中不论战略政策、法治规划，还是管理方式、运行机制都要体现人民性。人民性的治理意识是对总体性安全情境的反馈与回应，诸如安全生产、环境安全与饮食用药安全等领域中，人民的安全感知与风险认知，往往决定着社会稳定与治理的有效性。因此，人民性的价值培育与塑造，是有效识别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风险因素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才能有的放矢提前布局，削弱风险的破坏力。

　　再次，就具体行动而言，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建设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协同行动的改善与优化。从协同治理建设的不同端口来看，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是协同的社会端；完善与健全各项国家安全制度，加强国家安全执法力度是协同的政府端；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是因应技术迭代与网络安全风险的技术端。从安全的协同供给效率来说，如今囊括从政治、经济到生物、科技等众多安全议题的总体治理格局，任何单一行动主体和单一管理环节都难以及时有效地识别不同议题、不同行为体的安全需求，也难以有效地治理潜在的安全临界风险，迫切需要基于多元主体参与的框架，以多样性的供给手段、供给方式和弹性的供给策略，来回应需求端的多样性与差异化。

　　把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点

　　——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战略室主任盛朝迅

　　光明日报记者 刘 坤

　　今年以来，不少企业曾一度面临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风险，这也让“经济安全”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

　　“产业链安全事关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战略室主任盛朝迅看来，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叠加国际经贸关系复杂博弈，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给我国产业链稳定运行和安全发展带来明显挑战和巨大压力。“必须把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点，加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安全和更可持续的发展。”盛朝迅说。

　　盛朝迅认为，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各种非经济因素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要及时开展补链修链和风险排除工作，通过多元化采购以及建立国内供应链衔接备份机制，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尽快建立完善产业链安全监测和预警机制，实施产业竞争力调查和评价工程，全面梳理我国重点行业、骨干企业产业链，绘制供应链图谱，精准分析可能的断链点和风险点，提前做好产业链协同补链工作，促进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多元化，增强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继续加强国内油气干线管网建设，推进国际能源合作，持续优化石油、粮食、紧缺型矿产等重要战略资源国家储备和商业储备，完善库存管理，制定极端情形下保障产业链安全和供应链自主稳定运行的预案。建立完善产业链安全动态管理机制，避免供给不足或恶性竞争，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重塑新的产业链的关键变量，也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必由之路和根本保障。”盛朝迅说，一方面，要强化以应用为导向的前瞻性、颠覆性技术战略布局，聚焦基础装备、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的产业基础领域和部分关键共性技术，完善新型研发体制，大幅提升对核心技术、标准、生产工艺的掌控能力和安全可控水平。另一方面，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着力强创新、抓应用、促开放、优生态，通过市场应用带动国内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盛朝迅表示，实践充分证明，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中，越开放越安全。为此，既要坚持自立自强、安全可控，又要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巩固并深化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合作成果，进一步维系和加强与主要国家的国际产业链和经贸合作联系，深化和拓展与科技强国的经贸合作、人才交流和技术开发合作，更加深度参与全球供应链，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产业链安全稳定和现代化发展。

　　“要维护好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坚决反对把产业链供应链政治化、武器化。”盛朝迅说，在国际经贸谈判中，要积极推动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国际共识和准则。

　　着力补齐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

　　——访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

　　光明日报记者 龚 亮 姚亚奇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同时强调“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有效遏制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等重特大安全事故。”对此，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指出，补齐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既是“十四五”时期重要的安全生产工作，也是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做的基础性工作。

　　“所谓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是站在安全生产全局的视角，涉及安全生产全局并对安全生产工作有重大影响的短板。之所以发生‘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到’的问题和重特大事故，存在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是重要原因之一。”张兴凯说，“十四五”时期，事故后果灾难性、事故偶发突发性会更突显，安全风险震荡放大效应、风险交织耦合效应更强，新与旧安全生产问题叠加，因此系统性安全生产短板突显且影响和危害更大。

　　张兴凯进一步指出了“十四五”时期需要着力补齐的四块短板：

　　一是危化品安全监管短板。危化品安全监管目前仍有空白、有死角、有漏洞。我国生产工艺落后的中小化工占80%以上，化工行业基础薄弱问题突出。因此，应建立监管无盲区、无死角、无空白的危化品安全监管体系，推动危险货物运输“公铁联运”。在“完成重点地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的同时，科学规划危化品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回收、废弃处置等厂站布局。建立各部门共享共用的危化品生产、储存、运输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危化品和危险货物全流程可查、可控。

　　二是农村农业安全短板。我国儿童青少年溺水、农机车辆安全、农村道路安全、农业用电安全、农药安全、农村火灾等农村农业安全形势严峻，尤其是农村人员集聚场所建筑物安全问题突出。因此，应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平安中国战略为契机，全面加强农村农业安全生产工作。比如整合行业领域涉农安全监管资源，建立全覆盖的涉农安全法规标准体系；实施包括农产品加工点在内的小微企业安全扶持工程；建立农村人员集聚场所安全风险监测平台。

　　三是安全生产数据短板。目前我国安全生产基础数据仍不系统、不完整、不全面。比如，物流产业变革、锂电池使用、新型制药和精密加工涉及危化品、食品加工规模化等，形成的危险源和隐患底数不清。因此，应实施全覆盖安全生产普查调查工程，摸清底数，锻炼队伍，教育公民。

　　四是重大基础设施安全短板。我国部分重大基础设施“先天不足”“未老先衰”“超标超役”运行。比如，我国部分设计寿命在100年以上的大跨度桥梁不到30年就已老化。因此，应实施重大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工程，查清“先天不足”，监控整改“未老先衰”，管控限制“超标超役”运行。健全维护养护经费保障机制，建立跨部门联合工作机制。重视“优生”，避免盲目追求“高大上”和“首最特”影响安全。

　　将“枫桥经验”作为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的核心

　　——访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褚宸舸

　　光明日报记者 靳 昊

　　有安全稳定的环境，发展和改善民生才有可能，这是70多年来我国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当前，我国社会大局总体安全稳定，但影响稳定的问题和矛盾仍然不少。”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褚宸舸指出。“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

　　褚宸舸表示，“枫桥经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强调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其基本做法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党的十八大后，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是新时代政法综治战线必须坚持、发扬的“金字招牌”。

　　“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是利益之争、权利冲突，‘枫桥经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褚宸舸认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有利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也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源头上提升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褚宸舸强调，新时代“枫桥经验”要从中国之治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整体去理解。探索“枫桥经验”的制度化、标准化以及在网络、企业治理等新领域的实践，创新、研究、总结“枫桥经验”的制度安排和长效机制。将“枫桥经验”作为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从法治层面贯彻落实好“枫桥经验”。

　　“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完善各类调解联动工作体系。褚宸舸认为：“调解既是一种群众自治的做法，也是一种公共法律服务制度。相对于诉讼而言，其具有快捷、便利、成本小、即时履行等优势。”他表示，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建立“综合性”“一站式”调解工作平台，整合各类调解资源和力量，联动化解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

　　处在社会转型期，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适应性面临严峻挑战，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对此，“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

　　“加强心防，既是现代社会公民对幸福生活健康发展追求的重要内容，也是防范社会风险、化解纠纷矛盾的重要手段。”褚宸舸说，当前应着力构建多力量合作，多部门、多机构协同的风险预防机制，“尤其要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发挥家庭成员相互心理支持的作用。”

　　当前，暴力恐怖、黑恶势力、新型网络犯罪和跨国犯罪等成为影响平安中国建设的突出问题。如何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褚宸舸认为，应坚持把预测预警预防作为根本任务，努力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深入研判新时代各种风险及其治理原理，提升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加强政法机关管理、服务社会的职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多种手段综合防控。构建源头治理，打防结合、整体防控，构建防范、控制、服务相互融通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强调人民治安理念，贯彻“枫桥式”社区警务模式。塑造风险防范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发动和依靠群众参与，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重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强调以理服人。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4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