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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内外“双循环”

关键词:中国,问题,现在,发展,国际,监管,美国,消费,之间,WTO

现在民营企业基本上占中国就业的80%以上

文/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四十人论坛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CF40常务理事、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就如何实现内外“双循环”犀利发问。

第一个问题,如何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

李若谷表示,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4倍左右,靠内需、消费或者说内循环推动经济增长可能就相对容易实现。

他强调,增加收入一定要增加就业,一定要增加分配。而要增加分配不能只提高工资和其他收入,必须要提高效率和效益。减员增效与需要增加的矛盾如何解决需要思考。考虑到现在民营企业基本上占中国就业的80%以上,要想增加就业,就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第二个问题,如何充分利用和参与国际市场?

李若谷分析认为,40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成果,一是国内的原因,二是过去40年我们充分利用和参与国际市场,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机遇。国际市场现在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怎么能利用好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融合发展,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如何处理好监管和发展之间的平衡?

“对企业、金融业的监管,我个人认为不是越严越好。”李若谷表示,监管和管理一定要适应现在的发展水平、人员结构、人员水平、机构水平等等,也就是“适度为好”。

李若谷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李若谷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

中央最近提出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循环双轮推动的发展构想。过去两年半,中国外部发展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是提出双循环构想的背景。我主要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

一问:如何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

现在提出的内循环与过去十多年提出的“靠内需推动、靠消费拉动增长”之间有没有区别?区别是什么?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一直在30%-40%之间徘徊,有些年份有35%左右,去年大概在40%左右,应该说增长比较缓慢。去年达到40%的水平,是因为消费增加了还是因为GDP总量下降了,这也需要考虑。

一般发达国家的消费占GDP比重大概为50%-70%,高的像美国占到70%,较低的欧洲国家是50%多。发展中国家消费占GDP比重基本在50%-60%,包括印度、巴西等。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现在是所有国家中最低的。

要扩大内需,形成内循环为主,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是否要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发达国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美国是4万美元,欧洲在3-4万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20万—30万。中国平均可支配收入是3万多人民币,城镇稍微高一些,是4万多元,农村只有1.6万多元,和西方的差距大概在8倍左右。当然,中国的人口是欧洲、美国的4倍,所以要达到发达国家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达到他们的1/4就可以实现。

粗略估算一下,美国的人均消费大概4万多美元一年,欧洲也差不多,换算过来大约是20—30万人民币之间,除以4大约是6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中国的人均消费是2万多人民币,与美欧差10倍-15倍。

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要比现在的3万多提高4倍,也就是城镇要达到12万-13万、农村要达到6万-7万,如果能达到这个水平,靠内需、消费或者说内循环推动经济增长可能就相对容易实现。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包括工资收入、投资收入和其他收入的增长。增加收入一定要增加就业,一定要增加分配。现在分配占GDP的比例也是不高的。

要增加分配不能只提高工资和其他收入,必须要提高效率和效益。现在我国人口量非常大,劳动力也很多,减员增效是一个办法,但是另一方面又需要增加就业,所以存在矛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现在民营企业基本上占中国就业的80%以上,国有企业大概占10%多。因此,要想增加就业,就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对民营企业发展,同时对国营企业和其他形式经济发展友好的体制和机制,是形成内循环为主的新格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亟待考虑的问题。

二问:如何充分利用和参与国际市场?

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归结为哪些主要的原因?

一是国内的原因。坚强的、团结一致的党的领导,是我们内部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地修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帮助我们处理好了发展、稳定、改革之间的关系。

二是过去40年我们充分利用和参与国际市场,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机遇。未来还要不要利用国际市场?如果要利用国际市场,就考虑遵守国际市场通行的规则。

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GDP总量从9万亿人民币增长到2019年的100万亿人民币。在没有加入WTO之前,我们的GDP增长也很快,但当时的基数比较小。1978年是3000多亿美元,到2000年增长到1万多亿。对比来看,加入WTO前的22年,GDP增长了4倍左右,加入WTO后在基数比较大的情况下,GDP在19年里增长了10倍。这是一个事实。

在中国实力比较弱的时候,全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注意力没那么高。现在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影响力非常大,国际市场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不会再忽视中国的一些做法。国际市场现在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怎么利用好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融合发展,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我们经过了十余年的努力才加入WTO,但现在面临着WTO仲裁机制停摆、WTO总干事提前一年离位、WTO已经不能发挥正常作用等等新情况。如果美国执意要退出这个机制,对中国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

WTO改革目前还没有提上国际社会的正式日程,将来如果改革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个未知数。在加入WTO的20年里,我们享受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优惠,今后还会不会有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现在正在进行的中欧全面投资协议的谈判能不能达成?主要困难在哪些方面?如果达不成协议,欧洲有没有可能跟着美国一同对中国采取一些不利的举动?实际上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继续利用国际市场,以及要不要向国际法、国际规则靠拢的问题。

三问:如何处理好监管和发展之间的平衡?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监管的理念。

对企业、金融业的监管,我个人认为不是越严越好。监管和管理一定要适应现在的发展水平、人员结构、人员水平、机构水平等等,也就是“适度为好”。

过去有一些提法叫“零容忍”,这个提法值得商榷。要不要学会“放水养鱼”?打一个比方,我们为了修补生态环境,现在对捕鱼的网有要求,比如网眼不能太小,要把中小的鱼漏出去。如果是竭泽而渔,明年打什么鱼?

如何在监管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怎么能够使监督和管理既适应风险控制的要求,又能促进企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一直到中期,我见了很多美国各个领域的学者、监管人员,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中国的金融风险是非常大的。但是在剥离了4万多亿不良资产以后,一下子就有6家中国的银行跻身全球十强,上升速度很快。

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风险控制,并且经常提醒其他国家注重风险问题的国家。这样一个十分强调风险的国家,为什么监管还会有这么大的漏洞,乃至于战后甚至10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在华尔街?我曾经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有过面对面的讨论。针对监管问题,格林斯潘的回答是“The less, the better”(越少越好)。到底什么样的监管才能够处理好发展和风险控制的关系?我想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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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09-18 22: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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