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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重建工体还会是我们熟悉的工体?

关键词:工体,球迷,建筑会,国安,北京,改造说,体育场里

所以当北京球迷听说要改造工体时

原标题:拆除重建,工体还会是我们熟悉的工体吗?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由于承载了一座城市的记忆、情感和身份,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拆建牵动人心。“拆除”是各方权衡下的选择,“复建”则为这座体育场的专业化运营带来了机会。对于近现代建筑,普遍会有对价值重视不足的情况。如何进行保护和利用,工体的拆建方案便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样本。

主笔| 丘濂

实习记者|孙一丹

来不及说的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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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2018年起就流传着北京工人体育场将要改造的消息,但从今年7月26日工体宣布正式启动“保护性复建改造”,到8月20日主体建筑基本夷为平地,还是迅速得出乎意料。

“只剩下‘绿色狂飙’看台和‘御林军’看台屹立不倒了!”8月19日,国安球迷“工体守望者”拍下这个最后有看台残存的时刻。他家住工体西南角,可以俯瞰整个工体施工的进程,于是便以这样的方式记录以做纪念。但对于很多对工体怀有感情的人来说,都没来得及对它做一次正式的告别。2019年12月1日,中超赛季最后一场北京国安对战山东鲁能的比赛在工体举行,大多数球迷并没有意识到那是在老工体举行的最后一场球赛。紧接着疫情来临,工体大院直到5月份才对外开放。“最遗憾的就是7月到8月都在上海封闭训练,没能回到工体拍个照片。”国安前队长、现青训总监杨璞告诉本刊。

工体所在地最初是城市边缘的一大片苇坑,现在已是寸土寸金的城市核心(肖予为 摄)

此次改造最直接的原因是工体将作为2023年亚洲杯足球赛开闭幕式、揭幕战和决赛等重大活动的场地,而工体无论从安全性还是设施的现代化和专业度方面,都不能满足标准。

“改造要在2022年完成,还要经过测试赛验收才能投入使用,时间就非常紧迫了。所以工程进展要快。”本次工程的设计方、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朱小地对本刊说,“工体建于1958年到1959年,这么巨大的建筑当年以一种‘大跃进’的方式仅用一年完成,遗留下一些安全问题。比如,由于是冬季施工,防冻剂里的氯盐对钢筋混凝土有腐蚀作用。当年定下的使用年限是50年,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还经过了一次加固,使用年限又增加了12年,今年正好就到时间。北京地区是8级抗震设防地区,工体仅为7级抗震设防标准,也已经不适用了。”之所以人们感觉工体拆除速度很快,也是因为建筑本身的脆弱,“机器一碰,就都散掉了”。

将老工体拆除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吗?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张威看来,这次选择的是一种兼顾成本、时间和安全相互平衡的方案,不能只用安全是否达标来解释。“现代建筑的设计使用年限一般都在50年到100年之间。但这不是说过了这个年限就马上会出现坍塌。它是个渐变的过程,可以通过加固或者升级改造让它不断延续使用寿命。同时期建造的“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都是经过逐步改造的,历史博物馆的外壳依然保留。但这样的施工成本有可能是推倒复建的两到三倍,施工周期也要更长。

天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埠的港口城市,近现代历史建筑众多。张威主持过星巴克臻选天津恒隆广场旗舰店的项目,它利用的是原浙江兴业银行(16.400, 0.42, 2.63%)大楼来做商业和文物建筑的结合。“600多平方米的面积,花费了三年才完成,其中两年多的时间是在做查勘和论证,修缮费用平摊下来要3万多元/平方米。可想而知,工体这样的体量,投入将会多么巨大。”

“当我们谈对一座建筑的保护,须得是本体建筑还在,才能谈保护。”张威说。从这个层面看,他并不认可“保护性复建改造”这样“拗口”的表述。

“这不是一个文物保护领域既有的词语。这个领域有‘抢险加固’、‘修缮 ’,有‘迁移’、‘日常保养’等不同的类型。‘修缮’里面还有一种叫做‘落架大修’,主要是针对传统木建筑结构而言,把砖头构件编号后拆除,逐项检修后再重新搭装。”如果以“保护性拆除”或者“保护性复建”之名,很容易重蹈2012年北京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遭拆除的悲剧——当时开发商的解释是为了保护而进行的“落架维修”,实际就是缺乏秩序的拆除。

2020年8月19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在进行保护性改造复建。(图|人民视觉)

张威认为,这次工体的改造方案是特殊情况下的处理方式,但并不能作为一种操作常态。“尤其是针对近现代建筑,和古代建筑相比,普遍会有对价值重视不足的情况,就更需要谨慎。”工体见于2007年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规划委公布的《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之上,也是2018年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之一。不过,对工体保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是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工体成为了登记在册的文物。《文物保护法》中将文物分成了四个级别,全国重点、省级、市县级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全国重点文物是一定不能拆除的,工体就属拆除等行动要经由市级政府批准。“在全国范围内,近现代建筑被认定为文物的数量比例较低。相对来讲,受各方面的重视程度也较低,很多又是正在使用中的状态,这些都是保护中的不利因素。”张威说。

记忆、情感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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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已定,新工体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延续过往的情感和记忆,就成为了人们关心的话题。工体实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体育场。“五代国家领导人都在工体的主席台出现过。这样的地方全中国除了天安门城楼,就要属工体。且不说工体还举办过五届全运会的开闭幕式、亚运会的开闭幕式、奥运会的足球半决赛等重要体育赛事和活动。”资深足球节目评论员张路告诉本刊。

1959年刚刚建成后的工体

要论对工体感情的复杂与深厚,大概没有人能和张路相比。他在工体的赛场上踢过球赛,担任过国安俱乐部的总经理,也在工体里现场做过球赛解说。张路的家庭更和工体有着不解之缘——当年修建工体之时,他的父亲沈勃(本名张豫苓)是北京建筑设计院主管业务的副院长。1958年底,中共中央决定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献礼的十大公共建筑,包括工体在内的八个建筑的设计任务都交给了北京建筑设计院,他的父亲成为了整组项目的领导者之一。

张路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来工体就是和父亲一起视察工地,那时还没完全建好。“下到场地里,第一次踏上这样的足球草坪,马上兴奋得来了个空翻,结果是屁股先着地了。”工体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张路记得父亲给他专门讲过草坪的渗水性,“下面有七层渗水层,不管下多大的雨,雨水都能迅速排干”。还有工体北边一个“大门洞”的设计,既能让体育场通风,又方便了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的花车入场。

资深足球节目评论员张路(黄宇 摄)

按照朱小地的介绍,复建方案会最大限度地继承老工体的造型和外观,比如它椭圆形的建筑外形,简洁的立面形式和高宽比例,还有大门门柱和雕塑等特色元素。“工体原来也是我们院设计的,因此保存了完整的图纸和文献,这是进行复建的优势。”朱小地说。除此之外,恢复工体周围的绿地环境和大众体育设施,也是此次工程极为看重的。以后的工体区域,餐饮、娱乐等商业将全部位于地下。

这两点张路都很认可,“甚至说是超过想象,因为地面环境又能恢复到1959年的那个状态。在城市里保留多块绿地和运动场是父亲当年的愿望”。从90年代中期起,张路就目睹了商业对于工体区域的蚕食。“最早是西大门南侧出现‘百道保龄球馆’,后来又是各种夜店。国安的足球练习场从三块变成了半块,旁边的篮球场、排球场、游泳场也逐渐萎缩。”工体的场地在建设之初还是城市边缘的一大片苇坑,如今已经位于寸土寸金的城市核心,退还成当初的绿地尤显难得。

朱小地和张路都设想,新工体最好能设有两个博物馆,一个是关于工体历史的工体博物馆,另一个则是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的博物馆。这就涉及工体的另外一个重要属性——自从国安1996年将主场由先农坛体育场搬到工体,它就一直作为国安的主场。“工体有魔鬼主场之称。为什么呢?这里的上座率特别高,球迷都是自发前往,特别热情,造出的声势特别大,许多加油助威的方式源自工体,又在全国流传。90年代全国都没有这样容纳6万多人的体育场,可想而知客队来到工体的那种震撼和不知所措。”中赫国安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高潮告诉本刊。

工体主场氛围的火爆又和国安球队的成绩相辅相成。国安曾经在90年代中期在工体举办的一系列商业比赛中,打败过AC米兰、阿森纳、弗拉门戈和格雷米奥等国际知名大牌俱乐部球队,也曾在这里两夺足协杯冠军,并且在联赛中以9∶1创纪录的悬殊比分横扫上海申花。“由此缔造了‘工体不败’的传奇。这并不是说在工体比赛就场场不败,但它的胜率很高。一年15个主场赛,平均也就输个一到两场。它更代表了一种死磕到底的拼搏精神。”

工体也成为北京人加强身份认同的地方,或是新北京人融入北京地方文化的一种方式。“1994年中国开始足球联赛职业化之后,主客场形成,不同地域球队的较量变得突出。”北京国安球迷协会会长王文对本刊说。一些带有京腔的助威口号不断强化北京球迷之间的凝聚力。最为典型的要属2010年中超联赛开始后持续至今的、响彻赛场的问答式开场:“这是哪儿?北京!我们的球队是?国安!我们要和国安一起?战斗!”“这”要以北京话发音的“zhèi”来说出。

图|人民视觉

工体还有个别名叫做“北京最大的四合院”。“球迷见面打招呼都是‘哎呦,杨璞!’,就跟胡同里的街坊见面说‘吃了吗?’一样,不会见外,很亲切。”杨璞说。高潮则形容那种球迷爱护球员的劲头儿,很像四合院里的邻居互相照顾的日常。“我小时候就在四合院里长大。我们一个院里住了六户人家,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出去不用锁门,邻居就帮你盯着;谁家缺了酱油少了葱,只要说一声,邻居就会说‘去拿我们家的用’。”

“所以当北京球迷听说要改造工体时,一致的想法就是新工体必须能看到老工体的影子,不能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崭新建筑。”王文曾经代表球迷参加过几场改造前的座谈会。他举了2007年沈阳五里河体育场遭遇爆破拆除的例子——建于1988年的五里河体育场,同样承载了沈阳乃至中国球迷的难忘记忆。1989年辽宁东药队在那里获得了中国足球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亚洲冠军,2001年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十强赛中顺利出线,第一次冲进世界杯。当沈阳确定为2008年奥运会分赛场时,政府最终决定在浑南新区修建一座新的奥体中心,旧的五里河体育场爆破拆除后地皮用于房地产开发。“这就引起了当地球迷情感上的波动。沈阳的球迷协会会长孙长龙甚至在爆破前两天在博客上留言要和体育场‘同归于尽’,接着人就失踪了。大家的心一直悬着,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准备组织球迷打标语横幅去纪念时,被公安局治安支队带走了。”在了解了工体的复建改造方案后,王文觉得北京球迷都比较接受,不会有类似沈阳那次的极端行为。

谁来运营专业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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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体从外表看,会和老工体的视觉元素相呼应。朱小地告诉本刊,到时从外往里进入的时候,过渡区域会设计一些可以聚集的空间,让人们得以从里打量建筑外观。而整个工体的核心则是专业的现代化足球赛场和观众席,这与过去将会截然不同。

“内部改变主要包括几方面:首先过去工体是综合性体育场,外圈有跑道。那么跑道取消后,观众和球迷之间的互动以及那种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都会增强;另外,之前看台设计的标准偏低,座位之间的高差较小,这样足球比赛在攻防转换快速运动时,就会有部分遮挡。我们会加大这种视距差,也会增加座椅之间的距离以确保舒适性;还有就是新工体要增加遮雨棚,以保证球赛在雨天也能有很好的效果。这就给我们的设计提出了要求。因为它必须要具有透光性,不能影响球场上草坪的生长。”朱小地说。

工体改造工程的设计方、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朱小地(黄宇 摄)

张路也从过往的经验中给出了更细致的建议:比如原来看台是分上下两层,那么像重要的南北看台能不能不再划分?可以参考的是德甲球队多特蒙德的主场球场——威斯特法伦体育场,它也是著名的魔鬼主场,北看台一整面都是多特蒙德旗帜的大背景,非常有气势。

“比较有挑战的难题是体育场里的温度怎么能够降下来。这是欧洲那些气候凉爽地区不需要面临的问题。工体的一些重要赛事都在夏秋之交,气压较低,空气流动性差。那么除了被动式地增加空气对流,我们能不能进行主动降温,就像安装喷雾设施?”朱小地说,“这会增加前期投入,但能大幅度提高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和观赛感受。为什么要去现场观赛呢?就是它能给人一种舒适的消费狂欢体验,这种现场感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因为整个改造提升需要的资金量巨大,工体未来的运营管理会采用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也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有望通过招标在年底确定,为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掌控工体的运营权提供了可能。

工体的产权归属于全国总工会。2001年之前,工体主要依靠场地租赁,经历了单纯以体育赛事为主到90年代拓展到娱乐演出业的发展历程。2001年之后,工体将经营权的大部分委托给一家名叫“体育之窗”的公司。“体育之窗”致力于将工体及其周边地区打造成集夜店、餐厅、酒店、咖啡厅等为一体的商圈。这些体育之外的业态,都在消解工体作为赛事举办场地和大众健身场所的专业功能。对于足球比赛来说,经常会受到影响的就是工体作为演唱会的场地出租。“草皮上会遗留钉子和垃圾,干扰场上球员的发挥,大家都戏称绿茵场变成了‘菜地’。要是开演唱会,这边搭个台子,那边竖块屏幕,有部分看台就坐不了观众。”一位球迷告诉本刊。

如果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拥有工体的运营权,不仅能很好地规划训练和完成赛事,还能通过提供给球迷各种专项细致的服务,来实现资产的营利。在老工体里踢球,国安相当于租客。每打一场主场比赛,国安都必须缴纳租赁费用和安保费用,两者相加大概在100万元。也就是说,国安每一年都要上交接近2000万元的“房租”,才能在工体踢球。与此相对,国安虽然有200万“死忠”球迷,但此前给予他们的消费机会就是每年球赛的套票和像球衣这样简单的纪念品。

“过去工体举行球赛是5点半开始,4点半才能入场,比赛之后恨不得让球迷以最快的速度疏散。并且比赛日当天,通往赛场沿路的餐厅也是不开门的,球迷只能买简单的饮料、面包。你要去欧洲看比赛就不同了,哪怕不是五大联赛,就是一个二流赛事,整个下午,甚至一整天或是一个周末,都有俱乐部组织的各种球迷活动,让球迷在吃吃喝喝中交流,也能让小孩子在边上的训练场一试身手。”高潮对本刊说,“球场里给球迷的专属‘特权’就更多。进入VIP包间能有和球星赛后交谈合影的机会,购买十年以上年票的人可能会拥有镌刻自己名字的专属座椅,如果是残障人士则不仅有专门的步道和标识引导,还有特殊的观赛区域来弥补观赛体验。”在获得运营权后,平时也能将俱乐部的博物馆和场地的参观结合起来。“就像在皇家马德里队的伯纳乌球场,著名球员在出场之前,在哪里喝咖啡、更衣,出场后看到的景观是什么,都会有讲解员告诉你。”借着工体改造的契机,进而拥有工体的运营权,实现俱乐部的良性发展,就成为了国安球迷们众望所归的事情。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8期;感谢杨林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杨雯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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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09-18 21: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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