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3年前的今天，1868年8月8日(农历1868年6月20日)，黄浦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争夺战。 外滩公园全景 清同治二年八月十八日(1863年9月30日)，英美租界工部局计划改造外滩的道路和岸线。为此，工部局工程师克拉克认为，由于苏州河口的特殊地形，在退潮时，苏州河水流和黄浦江水流产生对撞而在河口外形成漩涡，但在河口南侧的水流却相对静止，泥沙不断沉淀成滩，这对于安全航行和稳定岸线都不利。为改善这种状况，克拉克建议构筑外滩永久性的堤岸，并在苏州河口南的浅滩上填土，变苏州河口的喇叭形为直筒形，迫使苏州河的水流方向和黄浦江一致，这样，就不会在河口出现漩涡和继续形成新的浅滩。工部局董事会同意克拉克的报告，并且打算利用河口南端的滩地辟建公共花园(公园)。这一方案在同治四年四月初一(1865年4月28日)召开的租界纳税(外国)人年会上获得通过。 为填滩建园这件事，工部局请英国驻沪领事巴夏礼(H.S.Parkes)出面与清上海道台丁日昌磋商，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工部局宣布上海道台已经口头同意填滩。同治七年闰四月廿九日，上海道台应宝时致函英国驻沪领事温思达(C.A.Winchester)，函中指出:这块滩地为中国政府的公有土地。鉴于公共花园是非盈利性的公众游憩场所，准予发给道契并免除押租(土地产权的一次性价金)，但每年仍须交纳土地税。今后如发现在这块土地建造以盈利为目的建筑物或将土地出租给私人，中国政府将收回这块土地。同年六月二十日(1868年8月8日)，公园正式对外国人开放。 建园初，公园是靠两面临江的优越位置和绿化吸引游人，园内除树木花草外，只有一间小温室和一间门房，没有其他园林建筑。当时园的中部和西部、南部有一些灌木丛，沿江是一条大道，路边植一列乔木，树下为木制长椅。约在同治九年，在园中部草坪上建造了一只木结构音乐亭，并安装6盏煤气灯，光绪六年春，在公园入口处用水泥石块砌了一座假山。光绪八年五月英商上海电力公司对外供电，是年底公园音乐亭安装电灯。光绪十四年，侨民伍德捐资在园南部建喷水池一座，池中为铜铸的两个孩子合撑一伞，水从伞顶端喷射而出。光绪十六年春，拆除旧的音乐亭，新建一只六角形钢结构的音乐亭，亭的基座用石头砌成，两边有梯级，四周围以铁链。光绪二十年，为庆祝上海开埠50周年，在园北部建造了一个圆形水池，喷泉装在一块糙面石中心，池中还建有一座小假山。光绪三十一年将“常胜军纪念碑”从外滩移入公园内的西南面，这个纪念碑是同治元年为取媚洋人而建的。此后，又将另一座马嘉理纪念碑迁入园内。马原为英驻华使馆官员，光绪元年带领武装“探路队”由缅甸闯入云南，不听劝阻，被当地人击毙。在沪英侨为此建筑了这座纪念碑，于光绪六年五月初六日竖立于外摆渡桥南堍西侧。宣统元年(1909年)，在公园北部建立了第一只茅亭。民国11年音乐亭翻建，仍为钢铁结构，但以水泥盖顶。民国12年，建钢筋混凝土结构凉亭一只。民国21年在园西部堆了一座小土山，山上植灌木。民国24年拆除了茅亭，在园东北角建造松木桩凉亭。民国25年，园北水池中假山拆除，改装为十二道喷泉。民国26年，音乐亭被拆除，仅留石台基。同年在花园之南部，建造木结构的凉棚一座，作游人平时休憩之所，临时又可作音乐亭。 公园内早期的音乐亭 公园近河景色 外滩公园开放之初，“不准华人入内”的告示牌引起民愤。1878年6月21日，《申报》率先发表《请驰园禁》一文对此事进行评论。1881年4月6日，医师颜永京和唐茂枝等联名写信给工部局，对此事提出抗议。1885年，工部局公布园规，并在公园口竖立了刻有园规的牌子：“一、本公园只对外国人开放；……四、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民间将此概括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出处。当时不仅公园“不准华人入内”，外面的厕所也都挂着“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后根据华人的要求，工部局酌情发放“华人游园证”，允许少数高等华人入内，但签发手续甚繁。1927年，工部局慑于北伐军节节胜利和武汉收回租界的热潮，不得不在1月西人大会上通过开放公园议案，1928年7月1日起，中国人可购门票入内。至此“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时代宣告结束。 公园口竖立了刻有园规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出处。 公园口竖立了刻有园规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出处。 上海黄浦公园内景 上海黄浦公园内景 上海黄浦公园内景 上海黄浦公园内景 上海黄浦公园内景 上海黄浦公园内景 延伸阅读：黄浦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争夺战 延伸阅读：黄浦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争夺战 1881年4月5日，虹口医院的华人医生恽凯英等八人路过外滩，当想进外滩公园时，却被门卫挡住。气愤之下，他们第二天给工部局的总董韬朋(Thorburn)写了一封英文信:“先生:我们都是租界的居民，而且是纳税人，想请问你有什么条文规定中国人不可以进入公共花园?” 1881年4月20日，韬朋的回信来了。他称:“公园不大，不可能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进来游赏。门警曾得到过指示，只让文雅的衣冠整齐的中国人进入花园”。同年4月25日，韬朋又一次回信，说“工部局并不认为中国人有进入花园的权利。”他说，工部局根据当时的英国驻沪领事温斯达致上海道台的一封信做出的这个决定。 温斯达在这封写于1868年6月20日的信中说，“这块地方(公共花园)是给在上海的外国社区的居民作为娱乐场所或公园之用”。信写了一个多月后，外滩公园于当年8月8日正式开放。然而当时的上海道台，对此并没有表示出一个“不”字。 其实，当时的上海，禁止华人入内的外国人专用场所，何止外滩公园。英国总会、德国总会等娱乐场所，从来都禁止华人入内，著名的跑马场，从1850年建的第一个，到1854年建第二个，1862年建第三个，从来没接受过华人做会员独有外滩公园激起了华人的抗议?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分析，这与外滩公园一开始宣示的名字“公共花园”有关。既然是“公共”的，是工部局修建的，它应属于整个租界的居民共有，因为所有的居民都纳了税。而那些总会和跑马场，都是会员制，所有权和经费来源都与此不同。 在《上海园林志》的资料中披露说，当年修建外滩公园，经费来源于租界内的“公共娱乐场(俗称跑马厅)基金会”。 而华人的抗议，无论来自民间还是政府，主要是从两方面抗议:第一，公园占用的土地还是属于中国的；第二，公园建成后，维护的费用，也是来自工部局收的税款。 华人们的第一次抗议，没有产生什么实效。四年后，到了1885年，工部局打算扩展外滩公园。这下，华人们的抗议又来了。这次带头发难的是唐茂枝等8人。11月25日，他们联名给工部局写信:“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使用公共花园方面遭受到不同的对待是令人不满的，希望工部局想些办法来消除这种招人怨恨的矛盾”。他们指出“工部局拒绝华人入园，仅仅是从种族方面来区别，这不管以权宜之计或国际礼仪作为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唐茂枝乃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其余七人，或是曾经的海关总翻译，或是房地产富商，或是教堂牧师，总之都属于“上等华人”之列。 最感气恼的，是外滩公园连日本人和朝鲜人都可以进，独独中国人不能进!唐茂枝们一边抗议，一边也给出建议:可以给华人发券，允许部分“高层中国居民”入园。这次抗议得到了媒体的声援，《申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抨击工部局，上海的华商团体也为此联名上书。 压力之下，工部局只得同意花园自1886年5月4日起有条件向中国人开放，让华人凭券入园。每券限用一星期，据统计，在1889年那一年，共发了183张。 但问题并没有全解决。华人入园要凭券，洋人就不用，本身仍是不平等。但即使这样，洋人还是嫌来的中国人太多了。在1890年，管理公园的“上海公共娱乐委员会”向工部局报告说，近一年，“申请入园的人逐渐增多起来……迟来的外国观众几乎无立足之地”，报告还说，他们发现中国人在游园券上弄虚作假，更改券面日期。 这时，工部局正准备在苏州河边第三次填滩造地，扩展公园。由于上海道的反对，最后，经谈判，将苏州河边一片河滩改建为华人可以随便进的“华人公园”。1890年12月，华人公园正式开放，比起外滩公园，华人公园(今已成为一块街边绿地)设备简陋不少，环境卫生也差很多， 清末，广州荔湾居民抵制美货的新闻画《女界光明》。1905年，美国政协胁迫清政府续订华工赴美，驱逐华工的《中美会订华工条约》，在上海、广州相继爆发了抵制美货及拒约运动。1928年华人才被允许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