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前的今天，1931年7月6日(农历1931年5月21日)，《民国日报》刊登《一般女士征求如意郎君的标准》。 1931年7月6日的上海《民国日报》登出的《一般女士征求如意郎君的标准》。 上个世纪30年代，男女平等的思潮在城乡风起云涌，渐入人心，这些年轻的女子们不再单纯地依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是勇于争取自己的择偶权力，有自己明确择偶标准。在当时的《民国日报》(1931年7月6日)上就曾刊登了这样一则女子征婚启事: 一、面貌俊秀，中段(等)身材，望之若庄严，亲之甚和蔼。 二、学不在博而在有专长。 三、高尚的人格。 四、风姿潇洒，身体壮健，精神饱满，服饰洁朴。 五、对于女子情爱，专而不滥，诚而不欺。 六、经济有相当的独立。 七、没有烟酒等不良的嗜好。 八、有创造的思想和保守的能力。 抚今追昔，恍然隔世，上个世纪30年代女子的择偶观，与当今那些信奉“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新潮女士们相比，孰高孰低，真是一目了然 。 扩展阅读：民国时期贴印花税票的婚书？下一页 民国时期贴印花税票的婚书 民国时期贴印花税票的婚书。 婚书是婚姻当事人持有并作为证据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在我国最早起源于唐代。从婚书里面能看到历史，现藏于省档案馆的一份民国时期贴红双喜印花税票的婚书，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20世纪初的婚书，大多用红纸墨书，其中包括求婚帖、订婚单和结婚单等，上面写着男女双方的生辰，介绍人、主婚人、订婚人、结婚人，以及祖父母的名字等。民国元年(1912年)后，手写的婚书逐渐被油墨印刷的婚书取代，婚书的质地除了有宣纸外，还有硬本、绢面、毛边纸等等，有的还涂有金粉，绘制的纹饰出现了龙凤呈祥、鸳鸯戏水等吉祥图案。民国九年(1920年)以后，政府印发了正式婚书，把原先旧式的媒柬等一律取缔，但没有存根；民国十四年(1925年)，为进一步完善婚书的凭证作用，政府印发了有存根的新式三联婚书，取缔了此前印发的无存根婚书。 在吉林省，民间的结婚习惯是连红纸的婚书都没有，沿用的是清代的口头契约，这样的“婚书”，既没有法律保障，又没有真实凭证，致使悔婚、赖婚的事情经常发生。后来情况才有所变化。省档案馆保存的这份婚书，登记时间为民国十七年(1928年)。这份婚书为纸质，长38厘米，宽35厘米。彩色印刷，四周是白地的边，上边8厘米，下边5厘米，左边3.5厘米，右边2.5厘米，与现在的结婚证相比，有些大，又有些薄，真的是一纸婚书!婚书绘制的纹饰是浅绿麦穗和麦叶的边框，通篇繁体字，边框的四角各有一字，右上角是“鸾”字，右下角是的“凤”字，左上角是“和”字，左下角是“鸣”字，合起来即是“鸾凤和鸣”。边框里面的地儿是红色网纹，网纹上印有白色红边的“婚书”二字，内容是：“男，十五岁，年月日时生，吉林省磐石县人；女，二十一岁，年十二月廿六日丑时生，吉林省磐石县人；今由　先生介绍订为夫妇。谨詹于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廿七日，在男家举行订婚礼，恭请：先生证婚，缔良缘于二姓，赓好合于百年，且将啮臂之盟载明鸳谱，各受一分。此证：证婚人李振东，介绍人薛泉。男、女主婚人王治清。中华民国十七年九月十六日，聘订。”从婚书的内容上看，婚姻双方的年龄，男小女大，反映出了当时农村还普遍存在的“小女婿”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婚书的上方贴有两张如今价值不菲的印花税票——红色的双喜字壹角“中华民国印花税票”，税票上盖有“吉林印花税”的红戳记。婚书贴税票，而且是贴专用的红双喜印花税票，是在民国二年(1913年)，政府颁布《印花税法》后，民国三年(1914年)，又颁布的《关于人事凭证贴用印花条例》时开始的，其中第一条就规定了每份婚书贴印花税票壹角，第三条明确指出，婚书如不贴印花税票或不盖章画押者，在法庭上无合法凭证的效力。首次将婚书列为征税对象，而且，贴有红双喜印花税票的婚书从此成为结婚的唯一凭证，也代表着结婚的合法性。婚书的管理统一由全省印花税处印发，与印花税票一起，由驻各地印花税办事处、各分销处及各商号代售，结婚双方到那里购得后，再购买专用的红双喜印花税票贴在上面，盖上戳记，这样就算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婚姻有了法律的保证，悔婚、赖婚的案件就可以得到公平裁决。这份婚书，贴有两张红双喜印花税票，说明此时婚书的税额已是贰角，还有左边麦穗边框处印有“吉林印花税驻磐石办事处钤记”的戳记，也表明了婚书的合法性。 可是，这份婚书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后应予作废的无存根婚书，民国十八年(1929年)，磐石县在例行的印花税检查中，发现这份不符合规定的婚书，并予以收缴、处罚。婚书持有人不明白，婚书是在指定的代售处购买，红双喜印花税票也贴了，也有戳记，还有什么不合法的呢?一调查，是代售商号为了不受损失，把积压的作废婚书拿出来能卖就卖，乡下人也不懂，稀里糊涂犯下了错误。 在人类繁衍的历史中，婚书从无到有，从无文字到有文字，从无法律规定到有法律规定，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为我们展现的婚姻各方之间、婚姻各方与社会道德，及国家法律之间的真实关系，是在其他任何史料中难以具体和系统地领悟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