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8年前的今天，1893年12月28日(农历1893年11月21日)，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张志让诞辰。张志让1893年12月28日，是著名爱国志士、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张志让先生的诞辰。张志让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从事法律事业。在著名共产党人张太雷影响下，他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从此成为一名热诚的爱国民主志士。新中国建国初期，他担任了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后，张志让先生即被任命为副院长，在这一岗位上辛勤工作近30年，直到逝世。张志让少年时代就参加了著名文学团体“南社”的活动，随柳亚子等击节悲歌，抒发爱国情怀，被柳亚子称为“好汉”。1921年夏，张志让从海外留学归国，先在北洋政府司法部任参事，继而又被聘为大理院推事，在时人眼里，算得上躇踌满志了。但张志让却产生了厌恶之心。他说：“在北京的几年中看尽了当时军阀争夺政权以及政府上下争夺权利、昏天黑地的现象。要想在这种环境中做出任何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真所谓南辕北辙。”因此，当1926年夏秋传来北伐军攻克武汉、收复英租界的消息时，张志让毅然弃官南下，于1927年3月来到武汉。在这里，他找到了著名共产党人、他的堂弟张太雷，一番倾心长谈，令他觉得进入一个政治上的新世界。经张太雷推荐，他进入武汉革命政府最高法院工作，承办民事案件。这期间，他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位著名爱国人士，造成轰动社会的“七君子”冤狱。张志让闻讯，慨然应允与张耀曾、江庸等20名律师一起，为“七君子”出庭辩护。据史良等回忆，张志让实际上为首席律师。他起草长篇答辩书，以大量事实和论据，逐一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炮制的起诉书中对沈钧儒等人的诬陷式指控。“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张志让先生以更高的热情投身于救亡事业。1945年8月31日，张志让和黄炎培、陈翰伯、傅彬然等重庆《宪政》、《文汇周报》、《中学生》等8家杂志的代表集会，决定函请国民党当局废止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并从第二天起拒不送审。此决定一经公诸社会，风起云从，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等城市除国民党报刊之外，各报刊纷纷响应。在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冲击下，战时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审查这两项法西斯检查制度，终于被宣布废除。抗战胜利后，张志让在上海从事“大教联”等爱国民主活动中，与党组织建立了更加亲密的关系，每有行动必和党组织交换意见，遇到疑难问题主动征求党的指示。他在上海高校里领导民主教授多次发表爱国民主宣言，揭露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的反动行径，反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事件，等等。他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每次发表宣言，几乎都由他执笔定稿，并总是由他带头签名。在国民党当局制造“5·20血案”、摧残上海爱国学生时，张志让拍案而起，领导复旦大学教授毅然罢教，在全国爱国民主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地下党的同志亲切地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张志让自新中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即被任命为副院长，是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1954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张志让参加了这部宪法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领导下，他还主持审定了许多重要的司法文件，以建立和完善各项审判制度，指导全国法院不断提高司法水平，正确适用法律和政策，搞好审判工作。1956年，在国家尚未颁布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决定，由张志让负责进行“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调查研究，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方法，来指导各级法院定罪量刑的工作。这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举措。在他主持下，共组织了23个高级法院的1．92万余件材料，汇集了建国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丰富实践和经验。经过反复深入的研讨，形成《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初步总结》初稿，发往法院、公安、高等院校等系统的全国40多家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他又殚精竭虑，披阅修改，力求完善。最后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下发全国法院。这个“总结”实际起到了刑法和刑诉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