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渝

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关系逐渐解冻，步入改革开放之路的大陆拿出和平姿态，希望缓和台海关系。继1979年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两岸和平统一与两岸往来的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主张，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大陆方面首次明确主张“三通”的内容，即两岸“通邮、通商、通航”。

两岸“三通”，解开的不仅是那久违的乡愁。随着两岸交流的加深，近几十年来，不少文学、史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与“三通”息息相关。在寻求共同历史记忆的过程中，海峡两岸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解读和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范本。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年时局危亡之际，使国共两党放下分歧与仇怨携手合作，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成就了民族抗战的胜利。后来因历史原因造成两岸分治，对于抗战历史的解读亦各执一词，丑化对手的情况在文艺作品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如大陆的《沙家浜》着重体现了新四军与爱国民众抗战精神，而国民党一方的忠义救国军则成了与日军勾结的汉奸部队；台湾当时也拍了不少抗战题材电影，同样，不仅丝毫没有提及中共方面的抗战贡献，在电影《英烈千秋》中甚至设计了张自忠阵亡是因共产党将其行踪情报出卖给日本人的情节，歪曲事实。直到20世纪80年代，影视作品中这种互相贬低和黑化的状况终于有了明显改善，一切源于一部叫《血战台儿庄》的电影。

首先做出善意态度的是大陆方面，1985年由杨光远和翟俊杰联合导演的电影《血战台儿庄》脱颖而出，这部正面反映国民党军队抗战的电影不仅获得了“金鸡奖”等数项大奖，还获得了一个由中国政府授予的特别奖——“抗战奖”，并被评为新中国“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之一。影片一上映，立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蒋经国在看过这部电影后不久，即开放了老兵回大陆探亲政策。

通过电影，抗日正面战场走进了普通民众的视野，学界也迎来研究的春天，对于抗日战争的探索和研究逐渐走向全面化。几十年来，两岸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已取得不少重大成就。起初开放研究是受大环境所影响，但在两岸形成共同记忆的这一过程中，却有不少意外收获，如抗战中远征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历史就是个典型。中国远征军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部队为主，在大陆将国民党被定义为“消极抗战”的年代，自然不可能被宣传。而不巧的是，中国远征军中的主要将领如杜聿明、卫立煌等都留在了大陆，跟随蒋介石撤台的孙立人偏偏又卷入兵变案，遭到软禁，这些原因使得远征军这段历史在台湾也长期尘封，成了两岸抗战记忆中的盲区。正是改革开放后，这段被尘封的历史引起了大陆研究者们的重视，进行了不少抢救性的史料挖掘和研究，成果颇丰。如今书店中关于中国远征军的书籍已是汗牛充栋，在文艺界，《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国远征军》《远征远征》等电视剧相继在央视播映，民众对于远征军已不再陌生，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抵达北京。图为他们在八达岭长城上，激动地高呼“到家了”

形成共同记忆的不仅是抗日战争，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在突飞猛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档案文献史料的开放和全球化进程，以及国际学术潮流的衍变，海内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亦在不断发展、深化、创新，成果迭出。在此基础上，两岸学者交流日趋频繁，还以专题形式组织书稿，共同编写中国近代史，例如近几年出版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专题史》等作品都是共同研究和努力的成果。对民国史、抗日战争史，乃至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近代军政人物，都有了更客观和全面的评价。